我國進入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人口預測報告呈遞決策層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包括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內的多家機構，圍繞我國未來人口變化做了一系列測算，這些預測報告已經呈遞給決策層，作為制定“十三五”人口規劃的背景參考。

　　“我不能再等了。”有一個10歲女兒的“70后”媽媽崔麗(化名)說。

　　因為工作原因，2010年崔麗全家從北京搬到了南昌，環境陡變，5歲的孩子不愿去幼兒園，看著孤單的孩子，崔麗決定再生一個孩子陪她。

　　但現實是，崔麗和愛人都不是獨生子女，這意味著他們不能合法生育二胎。“我愛人在一家央企工作，超生可能會讓他丟掉工作，也會讓我和第二個孩子不能在北京落戶。”崔麗說。

　　一些朋友選擇了闖紅線，“但那些高齡產婦惶惶不可終日，有的不敢去醫院做產檢，有的因為心理壓力太大而流產。”她說。

　　崔麗一直等著政策落地，她只在2014年等來了“單獨二孩”政策，但這對她來說還不夠。女兒的一句話再次刺痛了她：“媽媽我已經10歲了，你再不給我生弟弟妹妹，我就長大了”。

　　對于這些迫切需要生育二胎的需求，國家衛計委顯然已經關注到。

　　在2015年7月10日的國家衛計委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回答全面放開二胎問題時表示，“我們現在正在按中央的要求抓緊推進有關工作”。

　　有媒體報道，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全面放開二胎，該事項有望成為“十三五”規劃重要議題。

　　據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包括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內的多家機構，圍繞我國未來人口變化做了一系列測算，這些預測報告已經呈遞給決策層，作為制定“十三五”人口規劃的背景參考。

　　作為一項政策，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時間節點將會影響中國新生人口數量的波動，這亦是人口學家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實施越早，新增人口釋放越多，實施得晚，人口增長勢能釋放得越少，因為一些‘70后’育齡婦女就錯過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市人口學會常務理事陸杰華說。

　　總和生育率爭議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這標志著在我國實施了三十余年的計劃生育政策，迎來一輪新的完善與調整。

　　“在政策路徑上，‘單獨二孩’是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一小步，全面放開二胎將意味著城市獨生子女政策的終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國家發改委2015年7月31日發布的《人口和社會發展報告2014》中寫到，我國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生育水平進入世界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當時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22，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1.22個孩子，而國際公認總和生育率為2.1時，才能達到人口最終停止增長，保持穩定狀態的“更替水平”。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這一數字下降為1.18，這比美國人口咨詢局2014年世界人口數據表統計的葡萄牙、新加坡等世界最低生育率還低0.02。

　　“在計劃生育工作中，人口普查數據中的生育率是最重要的數據，但這兩個數據從來沒有被人口主管部門所采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梁中堂說。

　　吉林大學人口、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教授侯力介紹，現有研究對上述普查數據的可靠性提出質疑，即普遍認為普查數據存在相當程度的漏報問題，因而使得由此所計算出的總和生育率要低于實際水平。

　　《人口和社會發展報告2014》中寫到，2012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約為1.6。而以蔣正華、徐匡迪、宋健為組長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2006年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則認為，其時的總和生育率為1.8。

　　總和生育率直接影響對全國總人口的預測，《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預測2010年全國總人口將達到13.6億，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則在2005年表示，到2010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13.7億。

　　但《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僅為13.3281億人，比“十五”計劃提出的“到2010年，中國人口將控制在14億以內”超額完成了6719萬。

　　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因為近年來我國每年總人口同比只增長六七百萬，《人口和社會發展報告2014》介紹，全國2014年末比上年年末增加710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687萬人。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認為，計生系統和人口學者，而不是統計部門的數據影響了國家五年規劃中的人口控制目標。“十二五”規劃亦提出，“十二五”期間，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3.9億人以內。

　　“單獨二孩”遇冷

　　對總人口的預測決定了計劃生育政策如何調整和完善。2014年1月開始，全國各省陸續啟動“單獨二孩”政策。

　　多位人口學者向記者表示，全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萬，這些家庭生育兩孩的人口勢能將在四五年內釋放。“也就是四五年后，將恢復政策之前的正常生育水平”，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說。

　　“‘單獨二孩’政策的效果并沒有預期的那么好，申請人數比預期打了一個挺大的折扣”，他說。

　　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也在發布會上介紹，截至2015年5月底，全國有145萬對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139萬多對辦理了手續。

　　他還介紹，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有106.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僅比2013年增長了47萬。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認為，這多出生的47萬人與“單獨二孩”政策無關。“從懷孕到出生平均需要266天周期，也就是說，2014年底之前生出孩子的婦女需要在2014年4月9日之前就已懷孕，而在這之前全國只有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了生育，這其中還包括政策出臺前就已經懷孕的婦女”，他說。

　　易富賢認為2014年比2013年多出生47萬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是60年一遇的‘金馬年’，很多夫婦打算在這一年生育。另一種可能是，47萬是統計誤差”。

　　易富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我認為2014年可能只有一兩萬因‘單獨二孩’政策而新出生的人口，2015年可能會多出生30多萬，這一政策累計只能帶來幾十萬多出生人口。”

　　“上海市從2008年開始推行‘雙獨二孩’政策，當時統計有200多萬家庭符合條件，預測會因此多出生100多萬人口。事實上此后5年只有1.5萬個家庭申請再生育，最終生下7000多人。”易富賢說。

　　相比于“單獨二孩”，“符合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育齡婦女人數在5000萬以上。”陸杰華告訴記者。

　　在2014年3月的一篇論文中，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翟振武依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估算出如果在2012年全面放開二胎，全國有1.52億育齡婦女符合條件。

　　翟振武分別按照65%和70%的生育意愿，得出如2012年全面放開二胎，此后將會多出生9858萬或1.06億人。翟振武以“全面放開二胎目前比較敏感”為由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但翟振武在這篇論文中介紹，“假若推遲政策調整的時間，那么政策影響的后果與2012年立即放開相比將發生明顯變化”。此外他還認為，“在‘單獨’二孩政策已經實施的前提下，如果再全面放開二孩生育政策，其累積勢能將比在2012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小很多”。

　　“全面放開二孩后，開始可能會有一些出生堆積，但只會在個別年份，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我估計人口勢能會在三四年內釋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說。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也認為，對于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生育反彈實際上不必過分擔憂，值得擔憂的倒是，即使放開生育控制，婦女的終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

　　“如果全面放開二胎沒有產生人口堆積，那說明這項政策就沒有意義了，這會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不利。”陸杰華說。

　　政策調節效應遞減

　　崔麗在國慶假期和十幾名非獨父母一起，來到了山西翼城縣。

　　因為幾十年來允許農村婦女以晚婚晚育加間隔的方式生育二孩，翼城縣一直被視為計劃生育政策的試驗特區。

　　“翼城試點的經驗證明，計劃生育政策并沒有起到調節人口數量的作用”，親自設計了翼城試驗方案的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梁中堂說，“允許生兩個孩子的翼城比只允許生一個孩子的其他地區的人口出生率還低，這就說明計劃生育政策并沒起調節作用”。

　　“十幾年來我一直在反省，老百姓選擇生不生孩子，生一個還是生兩個孩子，是他們自己在選擇怎樣的生活方式，政府通過計劃、安排并不能起作用。”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陜西師范大學的研究生荊樂剛剛完成了對翼城縣北關村的問卷調查，在收回的250份問卷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現在有兩個孩子。

　　在符合條件是否生育二孩的意愿調查中，有25.2%的調查對象已經生育了二胎，有33.2%的調查對象在條件符合的情況下選擇生育二胎，二者疊加只占總數的58.4%。

　　而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各區縣組織實施了針對“單獨”家庭中已育一孩的婦女二孩生育意愿的調查，結果顯示67%的農村戶籍“單獨”夫婦想要生育第二個孩子。

　　這再次印證了梁中堂的“反省”，政策上可以生育二胎的翼城縣婦女比不能生育二胎的北京市婦女的生育意愿還要低。荊樂介紹，近年來翼城縣的人口增長率保持在3‰左右，而《人口和社會發展報告2014》顯示，2012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95‰。

　　除了翼城縣，“農村二孩”政策在我國許多地區實行，比如有地區允許確實有實際困難的夫婦生育二孩，有地區允許第一個孩子是女孩的農村家庭生育二孩。

　　河北省遷安市阿蘭莊中心小學招收周圍3個村子的學生，2009年由于生源減少，阿蘭莊小學已改為幼兒園，“當時學生最少的兩個年級分別只有7人和11人”，阿蘭莊小學的崔校長告訴記者。

　　現在這里有101個孩子，是近年來人數最多的一年，崔校長對3個村子摸底后認為，這樣的學生人數高峰還將持續幾年。“101人中只有33個孩子是獨生子女，包括16個女孩，我估計獨生女家庭都會生二孩”，崔校長說。

　　崔校長在這所學校工作了20多年，學生最高峰時，這所學校有近500名學生，有的班就有80多人。為何今年學生人數多于往年，正是因為他們就是上一撥高峰期學生的子女。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認為，“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將相對較高，在2000萬以上甚至達到2200萬。但是我們并不用過分擔憂，因為即使沒有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會出現年出生人口數增加，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阿蘭莊小學的500人和101人的兩撥學生高峰表明，即使2015-2018年人口生育數量將有較大增長，仍然顯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階段的出生人口數。

　　任遠認為，不宜將這段時間人口出生的顯著增長歸因于生育政策的調整，避免將因為人口慣性帶來的生育反彈歸咎于政策調整造成了政策波動。

　　老齡化與經濟增長

　　盡管對我國未來人口增長速度的預測不一，但理論界和政府部門都承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正日趨嚴峻。

　　截至2013年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超過2億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經達到15%。而在2000年剛剛進入老齡化階段時，我國的老年人口數量僅有1.3億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約為10%。

　　易富賢2008年時曾作出判斷，2012年將是中國人口危機和經濟的拐點，他在2012年判斷2012-2014年經濟年均只會增長7.5%。“人口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原因、核心原因”，他說。

　　“在煤炭這個重體力勞動行業，農民工占員工總數的大部分，他們的平均年齡已到了40歲左右。”陜西省一座大型煤礦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而在國企職工身份占絕大多數的黑龍江龍煤集團，一線工人年齡結構老化亦是不爭事實。多名龍煤集團下屬煤礦負責人告訴記者，近幾年來都沒有年輕人進入煤礦工作。《黑龍江日報》2011年12月報道，擁有24萬職工的龍煤集團，井下礦工只有4萬多人。

　　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但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只有0.74、0.76、0.75。

　　這次普查數據還顯示，至2010年，東北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9.12%，超過全國8.92%的平均水平，其中遼寧省達到10.31%。

　　人口結構老化與經濟下行相互糾纏，加劇了東北地區的人口危機，有報道稱，2010年東北地區人口凈流出180萬。但與此同時，珠三角一些地區卻在經歷用工荒。

　　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佛山市非戶籍常住人口348萬，但到了2014年，佛山市非戶籍常住人口只增長了1萬。對以加工制造業為主的佛山市，這意味著流入的農民工數量幾乎沒有增長。

　　這與2010年之前的四年對比強烈，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佛山市非戶籍常住人口為228萬，四年后增長了120萬。

　　與此相應的是，2006年佛山市GDP為2297億，到2010年為5651億，4年間增幅高達146%；而其2014年的GDP為7603億，相對于2010年的增幅僅為34%。

　　“人口紅利是一個長波效應，新生人口增加并不會馬上帶來紅利，畢竟需要15年及更長時間才能轉化為勞動力。人口堆積在短期內可以對經濟起到促進作用，但更明顯的作用要等到15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后才能顯現。”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說。

關鍵詞：生育,低谷,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