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新媒體 記者 蔡洪坡 周亞彬

　　6月25日，北京，第九屆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和“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表彰大會舉行。

      河北省7人榮獲“人民滿意的公務員”稱號，梁小輝是其中之一。

　　這些年來，梁小輝走進公眾視野，受到關注，源于他的特殊身份——艾滋病犯監區監區長。

　　談艾色變，是很多人對艾滋病的反應。而當艾滋病和犯人疊加在一起，加之，又是一個群體時，令人心生畏懼。而梁小輝卻需要整日和艾滋病犯打交道，這是他的工作。

　　艾滋病犯是個特殊群體，對他們的管理改造工作十分重要。

　　當時代做出選擇，需要有人為這項工作開疆拓土時，梁小輝被認為是合適人選。

　　沒有退縮，扛著職業暴露的風險，梁小輝用自己的智慧和膽識，將這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為全省乃至全國艾滋病犯管理改造工作做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和貢獻。

　　如今，梁小輝已經擔任河北省監獄管理局冀東分局第四監獄黨委委員、副監獄長，回首來路，依舊可以從中汲取力量。

　　籌建：艾滋病犯監區來了

　　梁小輝和艾滋病犯發生交集要追溯到十年前了。

　　一直以來，艾滋病犯管理是困擾各個監獄的難題，在管理上，各地做法也不盡相同。

　　2009年底，河北省籌劃對艾滋病犯實施集中管理，在冀東分局第四監獄設立集中關押全省艾滋病男犯的特管監區，改變以往分散收押管理的模式。

　　消息傳來，監獄上下騷動，全獄議論紛紛。怎么設置，誰去管理，大家心里七上八下。

　　第四監獄出監大隊大隊長梁小輝心里也很忐忑，不過，讓他稍微鎮定點的是，他所在的出監大隊負責管理即將刑滿出獄的服刑人員，他認為，有那么多監區呢，這事應該不會落到他頭上。

　　事情偏偏就這么巧。監獄領導決定將出監大隊改為二監區，專門收押艾滋病犯。

　　眾所周知，艾滋病一直以來無藥可治，染上它，意味著只能等死。而管理病犯，職業暴露風險無疑是巨大的。恐懼盤踞在干警心頭。

　　盡管有關方面大力宣傳，日常接觸不會感染艾滋病。但是干警心里卻無法釋懷，一些干警心里犯嘀咕，“宣傳歸宣傳，況且什么事都不是絕對的。”有干警家屬找到監獄，要求調崗。

　　“不管是誰來干，這個活，總要有人來干。既然組織讓我來干，就是組織信任我。如果我要是推脫了，那就是逃兵，從內心來講，那是一種恥辱。”

　　沒有推辭，梁小輝應了下來。

　　事情已經落定，就不再想退路了。梁小輝開始和干警準備收押工作。

　　這段時間里，一邊請疾控中心人員培訓，一邊查閱艾滋病防控知識。監獄為了保障干警安全，改造監舍，為干警購買了防護服，做了比較周密的準備。這一切都為艾滋病犯的到來做準備。

　　2010年5月某天，艾滋病犯從全省各個監獄被陸續送來。

　　盡管前期大家做了充分的準備，但是當那一刻真的來臨時，大家還是莫名地緊張。在監獄門口等待押送車輛的片刻時間里，恐懼、緊張、忐忑交織。

　　煎熬中，張家口監獄押送車率先來了，六七個艾滋病犯下了車。從病犯下車、取行李，和干警的簡單接觸中，病犯散漫、蠻橫的態度一展無遺，梁小輝感覺到，難啃的硬骨頭來了。

　　初識：充滿敵意的對抗

　　相較于普通犯人，艾滋病犯情況尤為復雜，無期、死緩等長刑、重刑比例大，并且多數有吸毒史，在他們身上伴有肝炎、肺結核等等傳染病，讓人不寒而栗。

　　正是如此，病犯們把艾滋病當做自己的防護牌，不服從管教，還常以此來要挾干警，提一些不合理要求，一旦得不到滿足，就對干警謾罵、恐嚇。

　　“嫌飯給的少了，水不熱了，三更半夜大喊大叫，不是喊這里疼，就是哪里疼。總之，就是在故意搗亂。”

　　面對這樣一群刺頭，干警們非常頭疼。

　　然而，當時面臨的情形是，干警們誰也不敢走進艾滋病人的監舍，沒法和他們正常溝通交流。

　　平日里，干警們都是穿著防護服，隔著玻璃通過電話交流。這樣的溝通效果差，并且在病犯們看來，干警武裝嚴實，是從心眼里歧視他們，防備著他們，加重了他們的敵視心態。對抗自然而然形成了。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從18歲就開始管犯人，梁小輝自認為，這么多年來，或許有管不好的犯人，但是還沒有他管不了的犯人。

　　“特管監區不是自由市場。”他繃著勁，要改變這種局面。

　　破局：一根煙的距離

　　摸不清病犯心理想什么，就無法對癥下藥，這是打不開局面的最大障礙。

　　梁小輝決定到他們中間去，摸摸他們的真實想法。

　　一天，病犯宿舍的電磁門突然開了，梁小輝猛地出現在了眾人面前，一下子，十幾雙眼睛盯向了他。

　　“都挺好吧？沒別的事，我就是來看看你們。”梁小輝拉著閑嗑，試圖緩和氣氛。

　　“梁大(隊長)來了，來，抽根煙。”說著，一個犯人遞上來一根煙。

　　“我剛抽完了，不抽了。”

　　對遞上來的煙，梁小輝潛意識里抗拒。

　　“沒事，再來一根嘛。”

　　抽還是不抽，一瞬間擺在了梁小輝面前。抽吧，心里膩歪，不抽吧，無法跟他們拉近感情。

　　沒有時間思考，梁小輝接過了煙。

　　拉了幾句閑嗑后，梁小輝逃似地閃了出來。

　　不過，這次短暫的閑聊收到了奇效。

　　病犯們看到梁小輝毫無防護地走進來和大家拉閑磕，感到很親近。自此，病犯們對他的態度明顯好轉，也愿意跟他拉話了。

　　如今，監區干警和病犯們走動在一起是很平常不過的事了，但在當時，卻不是一件易事。為了邁進這個門，梁小輝在電磁門外轉悠了兩天，“始終邁不動這條腿。”

　　改造：以人心換人心

　　艾滋病犯是個特殊的改造群體，他們悲觀厭世，消極自卑，易怒暴躁，一時想不開就可能自殘自殺。

　　要改造這樣一個群體，該從何下手？

　　通過聊天，梁小輝發現，病犯們有一些共性，比如對生命的渴望，希望得到尊重和關愛。事實證明，對待他們，來硬的適得其反，還是要攻心。

　　艾滋病犯抵抗力弱，干警們就自掏腰包，為他們買營養品；平日誰有個感冒、發燒，干警們就過去看望；病犯外診過程中，在床上拉尿，梁小輝就和干警們輪班看護，端屎端尿；他們關心艾滋病藥物研發進展，干警們就從網上下載最新動態打印張貼出來。

      ······

      艾滋病犯李某腦炎突發，被送至社會醫院搶救，病痛折磨下，李某幾次拔掉針頭，想要了結性命。

　　梁小輝得知這一情況后，火速趕至醫院。李某在亂動中，身上沾滿了血液、藥液。見狀，梁小輝雙腿跪壓住李某，雙手摁住李某，護士這才重新輸上液。為了防止李某拔針頭，梁小輝愣是摁了李某半個晚上。

　　這時，醫生過來說，李某情形不好，要準備后事。

　　經過詢問得知，醫院已經給李某輸了甘露醇，若再繼續輸，就會超過劑量，醫生不敢冒這個風險。

　　“輸吧，我來簽字，出什么問題，我擔著。”

　　“繼續輸？”醫生猶豫著望向梁小輝。

　　“總得活人吧，繼續輸。”梁小輝斬釘截鐵地說。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某逐漸穩定下來了。至今，李某還好好地待在監獄，已經一年多了。

　　從人格上尊重他們，從生活上關心他們，但是人性化管理并不是保姆式管理，該懲罰的還是要懲罰，破除他們特殊化心理。

　　為此，梁小輝還曾向獄領導建議，將病犯和普通犯一樣一視同仁，將他們融入到整個監獄改造中，祛除他們的特殊化，這樣才更有利于他們改造。

　　嘗試之一便是引導他們參加集體活動，培養集體榮譽感。

　　2016年，監獄舉辦服刑人員隊列比賽，梁小輝給二監區報了名。

　　“爭口氣，大家好好走，別讓別人看不起咱們！”比賽前，梁小輝為大家鼓勁加油。

　　遺憾的是，首次參加隊列比賽，因為緊張，成績并不是很好。為此，下來后，還有病犯傷心地直抹眼淚。

　　信任：保外就醫病犯主動返監復核條件

　　辦理保外就醫是監獄一項需要開展的重要工作。對于艾滋病犯來說，這項工作難度不小。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和家人對他們的不接納。

　　一些病犯達到了保外就醫的條件，當地相關部門認為病犯回家后，會對社會形成危險，不同意接收。甚至一些病犯家屬也不接納病犯，不同意其回家。而這又是對病犯的再一次打擊。

　　通常，這個時候，監獄干警需要去協調相關部門，做家屬工作。監區一些病犯是云南、貴州、四川地區，為給他們辦理保外就醫，梁小輝和干警需要千里奔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人心換人心，梁小輝和干警們的付出，也贏得了病犯們的認可。

　　一次，押解病犯回云南，在當地派出所交接完手續后，梁小輝走出派出所沒多遠，背后傳來“梁大，梁大”的呼喊聲，梁小輝回頭一看，病犯一邊拿胳膊抹眼淚，一邊在追趕，“梁大，以后我們只怕再也見不著了，監獄干警對我這么好，除了你們，沒人這么對我。”

　　2015年，上級要求，對保外就醫人員重新復核條件，一旦不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就要重新收監。于是，各個監區開始聯絡保外就醫的人員。對服刑人員來講，誰都不愿意被重新收監，想盡辦法來逃避收監，甚至和下去收監的干警發生沖突。一些干警不得不報警追逃。

　　當時，梁小輝監區有3個保外就醫人員。梁小輝分別給三個服刑人員打了電話，說明了情況。

　　“梁大，不用麻煩干警過來了，我們自己回去吧。”

　　就這么，梁小輝打了幾個電話，3個保外就醫的服刑人員就主動回到了監獄復核條件。

　　愧疚：孩子發燒時，他在陪病犯外診

　　對工作上的投入，讓他陪伴家庭的時間相對少了些。

　　梁小輝有一次不成功的婚姻，之后，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張淑華。婚后，他們有了一個女兒。

　　孩子小時候，體弱多病，而梁小輝總是在值班，一個月在家待不了幾天。

　　一次，孩子高燒不退，張淑華抱著孩子，每隔4小時喂一次藥，心里特著急，這個時候，恰好梁小輝陪病犯去唐山醫院外診。“在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卻不能出現在身邊，只是打電話問問情況。”作為妻子，張淑華也曾感到無助、委屈。

　　對于這些，梁小輝也明白，家里什么事都是妻子一手操持。正是妻子的包容和支持，他才能安心工作。

　　當他值完班回家，走進小區，看到妻子和女兒在樓下等著接他的那一刻，他感到無比幸福。

　　他喜歡如此溫馨的家庭生活，平日里，一回到家中，就洗衣做飯，哪里也不去。為了不打破這樣的氛圍，他總是報喜不報憂。

　　梁小輝曾有兩次被意外劃傷出血，怕妻子擔心，他沒有告訴她。

　　在等待檢測結果的日子里，他壓力巨大，他無數次的想過這個問題，要是不幸被感染了，該怎么辦？妻子和女兒怎么辦？

　　回到家中，面對跑過來求抱的女兒，他卻要推開她，他不想有一點不好的東西沾染傷害到女兒。

　　當檢測結果顯示陰性的時候，他高興地簡直要跳起來。回想起這些，他感到欣慰又有點難受。

　　對于家庭陪伴的稀缺，這么多年來，一直是梁小輝無言的酸楚。

　　一次，梁小輝當著妻子和女兒的面說：“孩子也大了，要不，咱們也抽空帶孩子出去轉轉吧。”

　　沒想到，孩子脫口一句：“爸爸，我想去看大城市。”讓梁小輝一時語塞，內心酸楚涌動。

　　“都這個年代了，交通這么便利，孩子也沒出過門。她的這種想法讓我很心酸，覺得很對不起她。”梁小輝轉過頭，揉了揉眼睛。

　　如今，梁小輝女兒已經在讀初中，最艱難的時刻都已經熬過去了，一家人的生活也將如雨后彩虹般美麗。

　　記者手記

　　他樸實如石，卻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梁小輝個子不高，微胖，面部黢黑，以嚴肅示人，不茍言笑。有人開玩笑說，就得是這樣的“包公臉”，才能鎮得住犯人。

　　梁小輝在監獄干了30多年，從工人到獄警，到隊長，到監區長，再到副監獄長。一步一個腳印走了過來。

　　對工作，他無怨無悔，一心把工作干好。當組織決定由他負責艾滋病監區時，他原本有足夠條件、理由把這個差事推出去，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對待病犯，他傾心以交，幫助病犯解決實際問題，給病床上的病犯端屎端尿，即便是伺候自己父母，也不過如此。還有幾次，是他的堅持和擔當將危重的病犯從生死線上拉了回來。正是如此，病犯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即便是出獄后，很多病犯還跟他保持聯系。

　　對待同事，他總是換位思考，為對方考慮。已經有超過10個春節，他是在監獄度過的。他總說：“這個時候，干警都想和家人團聚，我要是值班，他們就可以團聚了。我是領導，工資比他們多，榮譽也給了我，遇到事的時候，我就得上。”

       面對榮譽和媒體記者，他一再重復，“工作是大家做的，榮譽都給了我，我于心不忍。”

　　“好好干，多吃苦，聽領導話”是他剛參加工作時，父親對他的教誨和叮囑，如今，他也是這么教育孩子。

　　“理想和信念不一定非得體現在轟轟烈烈的大事上，也體現在平時的小事中。”

　　“把事業看得高一點，不見得非得當官，能干好工作，獲得別人的尊重，也是成功。”

　　“對病犯不拋棄、不放棄，把他們改造成守法公民，出去后，好好過日子，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樸素的話語里，藏著他的人生處世態度，也藏著他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