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深入河北省興隆縣蘑菇峪村采訪時了解到，前不久，剛有一批日本教育界人士來到這里，實地探訪了“人圈”和殺人坑遺址。

　　村民們告訴記者，自1997年開始，每年都會有日本人來到這座山村，2000年，一些日本教育界人士還出資修建了蘑菇峪中學，作為對當年侵華日軍所犯滔天罪行的深深懺悔。

　　無獨有偶，在北京市密云縣白馬關，也有當年侵華的日軍士兵前來對自己的罪行進行懺悔。

　　密云縣原外經委干部王家富告訴記者：“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上級的電話，說有個日本侵華老兵要到白馬關去，讓我和外事辦的宗政祥同志陪同前往。”

　　長城白馬關，就是當年日軍制造的一個“人圈”的所在地。

　　王家富回憶，當天來的日本人，年紀大約有70多歲。宗政祥曾在日本工作過，懂一點日語，就當起了翻譯。去白馬關的路上，日本老兵說，他曾是一名侵華日軍士兵，當年就駐扎在白馬關，是個班長，殺過中國的軍民，現在感到很內疚，所以特意到他犯過罪的地方懺悔。

　　到了白馬關，日本老兵還清楚地記得當年的街巷。走訪了幾處遺址后，他來到城墻下，突然跪倒在地，不停地磕頭，嘴里還嘰里咕嚕地說著什么。宗政祥說，他在謝罪，向中國人民謝罪……

　　密云縣原黨史辦主任林振洪告訴記者，近四十年間，來到密云縣各地謝罪懺悔的日本人，幾乎每年都有。

　　日本作家：

　　實地走訪上百次謝罪

　　出生于1926年的日本教育家仁木富美子女士1989年退休后，任日本援助中國山地教育會理事、日本宋慶齡基金會副理事長。她于1994年10月至1995年4月間，4次親臨興隆縣，考察訪問“無人區”，走訪了十幾個鄉鎮的50多個村莊，采訪70多歲以上的老人100多人次，撰寫了《無人區·長城線上的大屠殺——興隆慘案》一書。

　　仁木富美子女士在書中寫道：可以說，我在調查興隆慘案的過程中就已明確感到，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戰爭確實是一場非正義之戰……那些為不義之戰而死去的人果真就獲得名譽了嗎？他們死得其所嗎？正因為他們死得毫無價值，所以活著的人們才想方設法地去弄清當年那場戰爭的真相。當然也有人會認為，死者至少是為國家獻身的。然而，如果人們知道當年那場戰爭，完全是因為國家與軍隊的瘋狂行為而引發的不義之戰的話，那么人們必定會大聲疾呼：“是誰把我的孩子、我的丈夫、父親、兄弟，我的親人、親愛的朋友，送上戰場讓他們卷入那場非正義之戰呢？是誰讓他們去殺害那些無辜的人們的呢？為了這樣的戰爭而戰死，果然得到了榮譽么？是否是白白送死呢？”

　　言及60多年前日軍在興隆縣一帶野蠻制造無人區，仁木富美子說：“我愿意代表興隆人，把他們所遭受的災難，轉告給日本人民。我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什么戰史研究人員，但是作為一個普通的日本人，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應努力理清這段歷史。”

　　為寫作此書，仁木富美子在無人區走訪了許多當年的親歷者。她是個注重事實的學者，走訪過程中，替日軍幾十次上百次地謝罪。1995年之后，每年8月間她都帶領日本山地教育支援會到興隆，除幫助12處中小學興建了校舍，他們還實地聽證人證言，察看肉丘墳、“人圈”等無人區遺址。

　　日本學者：

　　“無人區”比“三光”政策還殘忍

　　關注長城沿線“無人區”的并不只有中國學者，這場史無前例的劫難同樣也引起了日本學者的高度關注。在日本，第一個介紹“無人區”的是東京中央大學教授姬田光義，他與原中國河北省唐山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平合作，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又一個“三光”作戰》。

　　這本書關于“無人區”的描述比較客觀和全面：“無人區化”政策……把祖祖輩輩居住在那里的中國老百姓強行驅趕進“人圈”，并實行集中軍事管制。這是有意識地摧殘生命和荒蕪耕地的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比“七三一部隊”的活體試驗規模更大，地域更廣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無人區化”政策完全超越了“三光”政策。從制定計劃之始，它追求的就是一場拓展地域、擴大空間及時間的連續性的大屠殺，是另一個“三光”作戰……總之，日軍實施的“無人區化”政策，是一個有計劃、有體系、有目的的將“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三光”政策等綜合為一體的集大成之“杰作”。

　　記者深入河北省興隆縣蘑菇峪村采訪時了解到，前不久，剛有一批日本教育界人士來到這里，實地探訪了“人圈”和殺人坑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