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年誕生于浙江省烏鎮的一個沈姓家庭里，家中長輩為他取名德鴻，字雁冰。“茅盾”是他寫《蝕》三部曲時的筆名，也是他100多個筆名中使用頻率最高、也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

　　茅盾是我國現代進步文化的先驅者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為我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奠定了基礎，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任文化部長，亦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終生活躍在文藝革命前沿，有力地支持了黨的各項事業，以如椽巨筆書寫了文學與革命交織的燦爛一生。他的一生廣為世人所敬仰，然而，卻鮮有人知，他也曾戰斗在我黨的隱蔽戰線。

　　最早的黨員 最終的熱望

　　茅盾出生在舊時代，親眼目睹了國家與民族命運的風雨飄搖，他立志要“以天下為己任”，以自己的生命力在“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1916年，茅盾從北大畢業，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隨后開始主持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在這一時期，他身處社會思想劇烈變動的漩渦中，受時代的感召和使命感的驅使，閱讀了大量的西方哲學、社會學著作，但卻苦于找不到心靈的歸宿。彼時的他尚不知道，這種心靈的苦悶馬上就要迎來救贖，而他也即將遇到自己為之奮斗終生的理想。

　　1920年，上海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是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等人，并秘密創辦了一個名為《共產黨》的刊物。在此之前，陳獨秀就注意到了思想進步且敏銳、在新文化運動中表現突出的茅盾，因此在約見滬上有關人士進行秘密會談時，就邀請了茅盾。此番會談，雙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21年的二三月間，茅盾經李漢俊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到了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茅盾轉為正式黨員，成為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不久，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成立，茅盾出任委員。

　　茅盾的心不再煩悶，終于尋得了慰藉，正如他自己所言：“近來我已找到了一個路子，把我的終極希望都守在彼上面，所以一切的煩惱都煙消云滅了。這是什么路子呢？就是我確信了一個馬克思主義。”

　　從此，心有所寄，情有所托。而這份寄托，在心中燃起便是一生。60年之后的1981年3月14日，纏綿病榻已久的茅盾自知時日無多，便將兒子叫到身旁，向其口述了一封寫給黨中央的信。在信中，他懇切地向黨提出，希望嚴格審查其一生的所作所為，在死后追認他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如蒙追認，這將是“一生的最大榮耀”，并深情向黨表白“在這最后的時刻，我的心向著你們”。3月26日，茅盾病逝。3月31日，黨中央迅速作出決定，根據沈雁冰同志的請求和他一生的表現，決定恢復其中國共產黨黨籍，黨齡從1921年算起。

　　從1921年到1981年，這一甲子間到底發生了什么曲折往事？為何最早的黨員卻要在臨終前申請恢復黨籍？這還要從他革命的一生說起。

　　文化的一生 革命的一生

　　作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茅盾的一生既是文化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而他的革命，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遵照黨中央指示以非黨員身份進行的。因為，作為知名的文化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以非黨員身份進行革命，更有利于工作的開展，也更具備隱蔽性。回顧茅盾的革命生涯，可以說，自立下堅定的理想信念以來，他便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發展革命文藝，即便身處黨外，也不忘初心，始終一心向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茅盾在《共產黨》《新青年》等秘密和進步刊物上發表了翻譯和介紹革命理論的文章十余篇，如《共產主義是什么意思》《共產黨的出發點》《自治運動與社會革命》等，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理論建設做出了貢獻。

　　20世紀20年代，茅盾積極投身政治活動，比如，直接參與和策劃組織了上海工人紀念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大會。同時，他還一直不忘文學的社會意義與革命意義，發表了被譽為“曠野的呼聲”的著名論文《論無產階級藝術》，這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系統全面地論述無產階級文藝的論文。他以筆為武器，用文章大力宣傳革命道理、動員工農群眾運動，同時勇敢揭露蔣介石的反共分裂陰謀。因此，到大革命失敗后，茅盾立刻遭到了蔣介石的通緝，從而與黨失去了組織上的關系。

　　到了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耀眼的莫過于左翼文藝運動，它為中國革命文學起到了奠基和播種的作用。該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魯迅為旗手，以左聯為核心。而茅盾正是左聯的中堅人物。他曾兩度在左聯的執行機構中擔任行政書記，秘密開展一系列工作，如出席相關會議、編輯進步刊物、研究對敵政策等，不斷團結左翼和進步作家，拓展左翼文學運動。隨著運動的開展，敵人的壓迫越發強烈，他們不僅禁書禁報、封閉書店，還以逮捕和殺戮來打擊左翼作家。茅盾身列反動派的“黑名單”，哪怕被特務尾隨、身處被迫害的危難，也不向白色恐怖低頭。他始終與魯迅站在一起，以犀利的文章，進行著絕不調和的斗爭。這一時期也成為他一生文學創作的高峰期和多產期，被稱作“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子夜》就誕生在這個時期。也是在這一時期，茅盾向瞿秋白提出恢復中共組織關系，希望在黨內受到直接領導。然而，好事多磨，此時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已經開過，王明奪取了上海黨中央的領導權，瞿秋白被排擠出黨的核心，茅盾的要求沒有得到中共中央的答復。

　　時間來到40年代，茅盾再次迎來了向黨中央表明心跡的機會。1940年5月，茅盾抵達延安，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來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堡壘魯迅藝術文學院，為解放區的文學大業奔波忙碌。在這片紅色的革命圣地，茅盾的心情前所未有之舒暢。他敞開心扉，再次提出恢復黨籍的問題。黨中央經過慎重研究，認為茅盾以其著名作家的身份繼續留在黨外，可以更好地開展工作。茅盾接受了黨的意見，以非共產黨員的身份繼續活躍在中國文壇。在黨中央的暗中保護和安排下，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茅盾來到國統區重慶，在這里以“官方”身份——國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更為便利地開展各項工作，廣泛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從事反蔣抗日活動和民主政治運動。

　　新中國成立前夕，茅盾參與了新政協的籌備工作，為建國大業盡心盡力。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后，茅盾被推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周恩來受命組閣新中國首屆政府時，動員茅盾出任文化部長。茅盾婉言推辭，希望繼續他的創作生涯。后來，毛澤東親自出面，找茅盾談話，說：“文化部長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們不放心，所以想請你出來。”于是，茅盾便應諾下來。

　　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0月19日，茅盾被正式任命為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長。從此，他歷時15年，為新中國的文化事業嘔心瀝血，兢兢業業，直至生命的最后時刻。

　　神秘的信件 斗爭的縮影

　　茅盾獻身革命事業的一生，雖然不是戎馬倥傯的戰場廝殺，但是也擋住了無數的暗箭來襲，尤其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秘密活動稍有暴露，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曾經為“鍾英小姐”轉交信件的經歷，或許可視作這位文壇泰斗參與隱蔽戰線斗爭的縮影，并為其塵封已久的秘密往事撥開幾重迷霧。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各省的黨組織相繼建立，黨中央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系日益頻繁，因此，需要大量的聯絡工作。黨中央考慮到茅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既有便利的聯絡條件又有很好的掩護條件，于是便委派茅盾擔任直屬中央聯絡員，負責與全國各地的黨組織聯絡。

　　提到這段過往時，茅盾如是回憶：“外地給中央的信件都寄給我，外封面寫我的名字，另有內封則寫‘鍾英’，我則每日匯總到中央。外地有人來上海找中央，也先來找我，對過暗號后，我問明來人住什么旅館，就叫他回去靜候，我則把來人姓名報告黨中央。”在商務印書館同事的眼中，看到“沈雁冰先生轉鍾英小姐玉展”的字樣，還以為是哪位妙齡少女，豈不知“鍾英”乃“中央”之諧音；看到茅盾迎來送往，外地朋友很多，則認為他活動能力強、人緣好，豈不知這些朋友實乃革命的“戰友”。

　　除了擔任聯絡員的工作，茅盾還把自己的家作為秘密會場，配合黨的革命活動。比如，1922年，南京地下黨在浦鎮車輛廠成立了第一個黨組織，這個黨組織的某次會議就是在茅盾家中召開的，主要討論委員任職分工和開展滬寧兩地工人運動的工作；又如，茅盾的弟弟沈澤民的入黨支部會議也是在茅盾家里秘密舉行的。在茅盾的影響下，他的夫人孔德沚也練就了保密意識。一次，一位“包打聽”不請自來闖入茅盾家門，問這問那，孔德沚只一句“我是二房東”就機敏地堵住了“包打聽”刨根問底的話頭，使其空手而歸。

　　縱觀茅盾革命的一生，他以“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為黨為國為人民的赤膽忠心，投身革命事業，哪怕要與組織分離，也毫無怨言、負重前行，他以筆為刀劍，以文壇為戰場，走出了一條光輝的革命道路，并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指明了成長的方向。正如《新華日報》在慶祝茅盾50大壽時在專刊中寫道的：他所走的方向，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人民大眾解放服務的方向，是一切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應走的方向。（作者：大元）

　　（參考資料：《茅盾傳》，鐘桂松著，東方出版社；《圖本茅盾傳》，孫中田著，長春出版社；光明網、人民網等有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