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安順，以同一個名字命名的道路、公園、廣場不勝枚舉，這就是“若飛”。每當翻開黨史，翻閱保密工作史，“王若飛”這個字眼總能給人直抵內心的觸動。他是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是毛澤東題寫的“四八”烈士，也是保密戰線的忠誠衛士。回顧王若飛的一生，保密幾乎無處不在，是他時刻謹遵的金規鐵律。

　　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

　　1896年，王若飛出生在素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粵唇齒”之稱的貴州安順。早在年少讀書時，因為喜歡《木蘭辭》中“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豪情，他便給自己改名王度，字若飛，盡顯一腔報國情懷。青年時期，王若飛開始飽含熱情地追求革命真理，1922年赴法勤工儉學期間，他與趙世炎、周恩來等在巴黎建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和中共旅歐支部，并任執委會委員。

　　當時，由于黨的活動處于秘密狀態，他們成立了共產主義研究會，組織團員和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并出版刊物《少年》《共產主義研究會通信集》，還設立了華工運動委員會。在參加革命初期，王若飛就樹立了較強的保密意識。他白天到工廠做工以掩護身份，晚上到巴黎郊外的工業區，領導那里的華工組織，開展華工教育，秘密發展黨員。這些華工中的先進分子有的后來回到國內，有的赴蘇聯學習，許多人都成為黨的優秀干部。

　　為掩護身份，王若飛等人在開展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時都使用化名，如李維漢為羅邁、趙世炎為樂生、王若飛為雷音。在后來的工作中，王若飛還以岳威、岳漁等為筆名撰寫文章。

　　1926年，王若飛調往上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參與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他事無巨細，很多事項均親手經管，黨中央每次開會，王若飛還堅持做記錄，同時做好保密工作。

　　在他任職期間，黨中央確立了中共中央秘書長8方面的工作職責，與保密工作直接相關的就有4項。其中一項即負責指導全黨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局下達的保密工作方面的指示、規定、通知，以及采取的保密措施等均由秘書長督促檢查，嚴格執行。遇有失泄密情況，輕者由秘書長會同有關部門處理，重者提交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作出處理決定，由秘書長負責執行。

　　同時，在秘書長之下設立秘書職位，配備相關人員，選擇標準為政治條件好、思想覺悟高、組織紀律觀念強，同時具有較強的保密意識，機警靈活、膽大心細的干部。秘書工作機構的建立及人員的配備，不僅適應了黨在秘密環境下工作發展的需要，還使黨的保密工作有專人負責。

　　為了讓黨員重視并掌握保密工作技能，1926年5月，中共中央機關報《校刊》發表了《秘密工作常識》一文，規定保密紀律，介紹技巧方法，提出30條保密工作要求，成為保密工作的通俗指導，同時也是針對共產黨員的紀律規定。王若飛在這一時期開展的一系列工作，為黨的保密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死里逃生唯斗爭 鐵窗難鎖鋼鐵心

　　1928年，王若飛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之后作為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直到1931年才回國，擔任西北特委特派員，領導開辟陜甘寧綏一帶農村革命根據地工作。他化名黃敬齋，和化名張其勝的吉合（新中國成立后任駐蘇聯武官，被授予少將軍銜）一道從蘇聯回國，以皮毛商人的身份開展革命活動。王若飛很快與烏蘭夫接上關系，傳達了黨對綏遠工作的指示，即長期秘密地保存力量，做好民族工作，逐步開展武裝斗爭。

　　在工作中，王若飛時常引導吉合做好保密工作。當看到吉合言談舉止軍人氣息頗濃時，便對他說：“你既然是以闊商掌柜身份出現，舉手投足就要文雅遲緩，比如走路，前面有障礙物，商人總是小心翼翼地繞過去，絕不會挺直身板、一躍而過。商人說話絕不能用軍事術語。倘若被捕了，要堅持用化名和身份，回答問題首尾一致，即使受刑也堅持不改，讓敵人無可奈何。”吉合一一記下王若飛的話，把槍和子彈藏起來，逐漸進入了“商人”角色。

　　不久后，一個噩耗傳來——由于叛徒出賣，王若飛在包頭被捕。當時，他身上帶有烏蘭夫給他的工作報告和《告全旗蒙民書》等，為保護黨的秘密和同志們的安全，他拼命將紙片塞進嘴里嚼爛。國民黨連夜審訊，王若飛寧死不屈：“‘招’字早就從我的字典里摳掉了，你們只能抓到我一個人。”當被押赴刑場以“執行槍決”相威脅時，他泰然處之，平靜地對劊子手說：“開槍吧！”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感佩于王若飛的膽略與氣節，請他在自家客廳長談，王若飛力陳抗日主張，并寫下一份長達萬言的“抗日救國意見書”。

　　王若飛被捕后，舅父黃齊生多方奔走營救。傅作義提出，只要“黃敬齋”肯留在綏遠為他工作，就可以無條件釋放。王若飛卻對舅父講：“為了保存一個人的生命，而背叛千萬人的解放事業，遭到千萬人的唾棄，那活著還有意思嗎？”

　　獄中生活極其艱苦，王若飛曾在給親人的書信中寫道，“居獄中久，氣血漸衰，皮肉虛浮，偶爾擦破，常至潰爛”“人間地獄，信非虛語”。然而當談及獄中心志，卻是另一番豪情萬丈：“以為弟居此環境中，將如何哀傷痛苦，其實不然。一息尚存，終當努力奮斗。現實所受之苦難，早在預計之中，為工作過程所難免，決不值什么傷痛也。”并寫下“為謀解放頭可斷，留得清白在人間”“死里逃生唯斗爭，鐵窗難鎖鋼鐵心”等詩句，忠貞堅定之心躍然紙上。

　　1936年，王若飛被轉押至山西。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閻錫山接受我黨統一戰線的主張，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前往山西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組織工作，伺機營救獄中同志。當薄一波出現在囚室時，王若飛高度警惕，還要求他帶來黨的文件以作證明，經數次交談考察，方才予以信任。得知即將出獄，王若飛主動要求黨組織對自己進行審查。據參加營救的同志回憶，監獄檔案中曾有記載：“黃犯敬齋是個大共產黨員，在包頭被捕時銷毀罪證、拒絕招供；在綏遠獄中，傅主席優禮相待，黃犯毫無悔過之心，常常煽動政治犯，高唱國際歌，進行赤化宣傳。”在長達5年7個月的牢獄生活中，王若飛始終嚴守黨的秘密，威武不屈、堅持斗爭。

　　忠魂直上重霄九 英烈永垂天地間

　　出獄回到延安后，王若飛先后擔任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延安總部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他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參與了許多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毛澤東多次夸贊：“若飛是我們的理論家。”

　　1944年5月，抗日戰爭進入后期，國共兩黨摩擦迭起，大后方人心震蕩。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王若飛赴重慶，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同時，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領導，他同周恩來、董必武等帶領南方各省區地下黨積極斗爭。1945年6月，王若飛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8月，抗戰勝利后，他作為中共代表隨同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參加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決戰的關鍵時刻，王若飛嘔心瀝血，全力以赴。

　　國民黨特務機構按照蔣介石部署，對國共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進行著肆無忌憚的破壞，更將目標集中在竊取和談情報上。黨中央洞若觀火，王若飛作為參與談判的重要參謀助手，謹慎而周密地應對著公開談判與秘密工作的關系。他經常白天進行緊張的談判，晚上連夜整理材料、準備意見，與毛澤東、周恩來研究對策。同時，為了大家的安全，他費盡心血，隨時隨地關注保密保衛工作，許多夜晚都不能休息。1945年10月10日，經過40多天的談判，周恩來、王若飛作為中共代表在“雙十協定”上簽字。

　　在談判之外，王若飛還廣泛接觸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宣傳我黨主張，揭露國民黨的各種陰謀活動。1946年1月，王若飛代表中共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上他按照黨中央要求，采取既堅持原則又靈活斗爭的策略，在改組政府和國民大會等重大問題上團結各民主黨派，同國民黨獨裁政府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4月8日，王若飛攜帶中共代表團就憲法、國民政府組成等問題同國民黨談判的最后方案，與秦邦憲、葉挺等13人乘飛機回延安，準備向中共中央請示匯報。在道別時，他同周恩來說：“一切要為人民打算。”

　　可起飛后因天氣惡劣，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撞山墜毀，同機13人全部遇難，王若飛時年50歲。3天后，周恩來得知消息，悲痛地說:“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種力量，失掉一種鼓勵，失掉了一個幫手。”毛澤東為“四八”烈士親筆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