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資料圖片）
李時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出生于黑龍江巴彥縣一個大地主家庭，1929年考入國立北京政法大學，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后，李時雨受組織派遣打入東北軍，任“剿總”第四處中尉辦事員，開啟了他傳奇的潛伏生涯。李時雨從中尉辦事員一路升到國民黨少將，歷任汪偽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兼秘書長、淞滬行動總指揮部軍法處長等要職，成為隱藏在敵人上層核心部門的紅色“竊聽器”。
“愛慕虛榮”運電臺，銷毀案卷救同志
1937年7月，國民黨天津高等法院來了一位從西安“剿總”調來的年輕“書記官長”，他就是由黨組織安排到天津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的李時雨。
此時，天津黨組織從英法租界外國人電料行中采購了一批電臺機械和設備，急需送出天津。李時雨手上雖然有日本特務機關批發的通行證，但租界唯一的出口“法國橋”由兇惡的日本軍警把守，想把嚴格禁運的三大箱電臺設備運送出去，實非易事。
正當李時雨苦思冥想時，接到了妻子孫靜云的電報，李時雨眼前一亮。他來到偽高等法院院長家中，表示想“充充面子”，借院長的菲爾特轎車去車站接妻子，院長本就對李時雨十分看重，便欣然應允了他這個“愛慕虛榮”的請求。李時雨借到車后，打著院長的“大旗”，順利通過“法國橋”。
但是運送第三個箱子時，李時雨沒有理由再去借車，只得雇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向外運送，經過“法國橋”時，三輪車不能過橋，李時雨便一手提箱子，一手拿“派司”，昂首挺胸混在人群中，看似輕松瀟灑，讓日本人以為箱子不重，“大搖大擺”地將電臺提了出去。
地下黨員馮驥被捕，偽法院已掌握了一些證據，營救難度大。經深思熟慮，李時雨利用書記官長有檢查案卷之權，借檢查康姓書記官工作之名，趁其外出抽出了馮驥全部案卷，帶回家中付之一炬。過了幾天他又去檢查，點名要看馮驥的案卷，康書記官自然找不到。正在著急之時，李時雨“善意”提醒是不是被前次日本人炸丟了，康書記官怕受責備，連連稱是。既已銷毀了實證，李時雨便謊稱馮驥是自己朋友的親戚，乃是被誣陷入獄，多次暗中活動后，馮驥被無罪釋放。
“平步青云”獲密報，搶蓋大印送武器
1939年，汪精衛加快投敵賣國步伐，在上海籌備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策劃建立偽政權。派遣人員到各地網羅代表，由朱晶華等3人負責平津“選區”。朱晶華到天津后，經曾任東北聯軍駐津代表的地下黨員孟幻飛介紹，見到了李時雨。朱晶華把這個法學人才網羅為代表。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極斯菲爾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秘密舉行。作為“六大”代表的李時雨詳細記錄了會議情況，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會部匯報，為黨中央提供了汪精衛政權賣國投敵內幕和偽“六大”若干決定等第一手情報。
1939年12月，汪精衛主持六屆一次常委會，李時雨被指定為天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并受到了汪精衛的接見。交談中，汪精衛透露了他與日方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這是汪偽中央的最高機密，也被李時雨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傳給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偽政府成立，李時雨被任命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法制委員，直接在偽立法院院長陳公博手下工作。李時雨為陳公博解決了不少難題，很快博得陳的信任與賞識，倚為親信。
1941年4月，陳公博擔任上海偽政府市長兼上海保安司令，任命李時雨為黨部常務委員兼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授少將軍銜。1942年5月，李時雨接任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處長。
為對我新四軍進行“清剿”，汪偽政府成立了“全國清鄉委員會”。陳公博兼任上海分會主任委員，任命李時雨兼任第四處處長。有了職務之便，1942年12月，李時雨及時將日本派遣軍司令部與汪偽政府“軍政部”秘密制訂的春季“清鄉”計劃送到新四軍軍部。陳毅依照情報提前部署、搶先行動，使日偽軍首批“清鄉”計劃慘敗，他贊揚李時雨提供的情報“起碼幫助我們增添了一個師的兵力”。
1943年8月，汪偽政府接收上海租界，李時雨兼任偽上海警察局司法處處長。身兼汪偽政權三大處處長，一時間，李時雨成了上海灘炙手可熱的人物，各色人物都來巴結。在汪偽政府走向末路、人心惶惶的關鍵時刻，李時雨抓住時機，在武器調撥單上蓋上司令部大印，直接從保安司令部軍火庫中提取出20支德國手槍、100支美國卡賓槍、兩種子彈各3萬發，堂而皇之運出上海交給新四軍。
1946年9月，李時雨被軍統特務逮捕，嚴刑拷打也拒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最后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1949年2月被取保釋放。1949年4月，公開身份的李時雨終于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他激動賦詩曰：“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主要參考文獻：
《隱蔽戰線春秋書系·回憶錄卷》 中共黨史出版社
《敵壘十八年——記諜報高手李時雨》 《黨史縱橫》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