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來，歷代皇帝都很重視保密，如武則天首創科舉考試糊名法，元世祖忽必烈“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明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余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但要論深諳保密之道，則以清代皇帝為翹楚。

　　清朝諸帝將機密性（“密”）作為施政三大信條之一（另外兩個為“勤”與“速”），并以此自許。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首創并力行的奏折、秘密立儲等保密制度更是影響深遠。與祖父和父親相比，36歲即位、在位25年的嘉慶帝在保密問題上恪守祖訓，不敢怠慢。即位不久，就針對乾隆晚年和珅專權造成的保密紀律松弛問題，嚴禁臣下上奏折關會軍機大臣，政風為之一肅。但這些不過是撥亂反正恢復舊制，談不上什么創新。值得一提的是，嘉慶九年（1804年）在處理初彭齡泄密案時，嘉慶帝對泄密罪的認定提出一些重要觀點。此案影響較大，不僅在《清史列傳》《國朝耆獻類征》《清史稿》中有詳細記載，嘉慶帝諭旨還收入《大清會典事例·吏部》，作為以后可以照此辦理的一條處分則例。

　　該案案情比較簡單。初彭齡時任戶部右侍郎、署吏部左侍郎，他向皇帝告發湖廣總督吳熊光受賄。經查無實據，追問其消息來源，初彭齡解釋這是聽湖北巡撫高杞說的。高杞一看情況不好，為求自保，就舉報初彭齡泄密，把皇帝單獨召見時說的一些話告訴他。事發后，群臣認為，初彭齡所為觸犯奏事不實律和漏泄機密重事律兩個罪名，擬處死刑（斬監候）。嘉慶帝認為定罪過重，發布了一篇較長的諭旨，嚴厲批評有關官員擬罪“過當”。嘉慶帝首先明確提出，是否泄密要“按事之大小，以定罪名輕重”。皇帝召見臣下，所降諭旨“均不可視為泛常”，但要定泄密罪，則要看其所透露的信息“究屬何事，關系何項緊要機宜”，方可照漏泄機密重務擬罪。但初彭齡透露的不過是嘉慶打算派遣全保、汪志伊查辦吳光熊案，雖然也比較敏感，但說不上“重大”。按照大清律漏泄常事律，加重處罰，也不過發配充軍，怎么可以援用近侍官員泄密律，處以死刑？再說，泄漏普通機密就予處斬，那么真正泄漏軍國機密的，又當如何治罪？用現在話說，嘉慶帝認為給初彭齡的定罪量刑不僅適用法律錯誤，也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此外，嘉慶帝還指出：“現在與議諸大臣中，皆常經召對之人，試各捫心自問，豈盡守口如瓶，毫無漏泄？設有一二傳播之言，被人指摘，若俱照此例辦理，既于政體有乖，亦甚非諸臣之福也。”意思是說，各位參與討論定罪的大臣們，難免也會犯下類似過錯，如果都照此例辦理，不僅違背法律規定，也對自己不利。

　　不難發現，即使以現代法學標準，嘉慶帝意見也是正確的，特別是強調依據大清律定罪，值得肯定。但也有人提出，這個案子有一些特殊背景，嘉慶帝是偏愛初彭齡，搞因人執法，不宜過高評價。因為初彭齡當時查辦官員貪污瀆職案件，從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到嘉慶十九年（1814年）的20多年間，初彭齡辦過大大小小的案子有20多件，得罪了許多人。所以此次雖然泄漏的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但被人抓住，想借機搞垮他。嘉慶帝對此心知肚明，所以要保護初彭齡。但即使如此，就事論事，群臣商量的處理意見確實過分，而嘉慶帝的處理堪稱英明。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清代皇帝親自過問泄密案并非個例，而且后果多很嚴重，甚至牽涉到一些部門裁撤和制度改革。比如康熙年間起居注官員泄密案。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二月，兩江總督提出免除江南舊欠錢糧的建議，康熙帝口頭表示同意，但不久，因為西北策妄阿拉布坦蠢蠢欲動，邊事緊急，錢糧支用浩繁，康熙帝改變初衷，決定仍按年征收。就在此時，起居注官員陳璋私自抄出康熙帝此前同意減免的諭旨。消息傳出，震驚大小官員和江南士紳，給人留下康熙帝言而無信的壞印象。康熙帝十分慍怒。經過1年考慮，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一月正式裁撤起居注衙門。又如雍正年間的程如絲案。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刑部奉旨將在押的原四川按察使程如絲“就地正法”，可就在刑部公文到川前五六日，程如絲突然自殺，顯然是預先得到消息。經四川巡撫憲德查核，原來是邸報小抄泄密。此次事件后，清廷除按律處置有關人員之外，還特地下令，各省提塘（負責送遞公文的官員）抄發本章，有應密之事，必俟科抄到部十日之后，方許抄發。如有邸報先于部文者，該督撫將提塘參處。再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太監高云從泄密案。高云從是內廷負責奏折收發的一名宦官，他利用職務之便，將皇帝一些朱批的內容透露給軍機大臣于敏中等高級官員。案發后，乾隆帝大怒，當即下令將高云從斬首示眾，與高云從有關系者各予嚴懲，同時改革奏折收發制度，杜絕泄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