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位于太行山東麓，京津冀腹地，懷抱著華北平原上最大的水鄉白洋淀，可謂是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其所轄的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擁有著豐富且深厚的歷史積淀與人文蘊藏。據考古證實，早在新石器時代，這里就已經有人類活動的足跡。厚土之下還埋藏著幽燕都邑、兩漢遺存、隋唐城址、宋遼古戰場……從戰國至明清，8座古城遺址錯落層疊，貫穿起綿延不絕的歷史文脈，形塑了“千年之城”的精神內核。

　　常言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厚重的歷史底蘊、遼遠的文化景深也滋養、孕育出璀璨絢爛的“雄安文學”。一代代的作家、詩人、學者在這里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名篇佳作。

　　一

　　憶往昔，這里是賡續燕趙文脈的名城古鎮。

　　雄安地區自古便是邊關要塞、畿輔重地、商貿榷場和人文樞紐。農耕、游牧、漁獵文明在此地交匯互滲，燕趙、齊魯、戎狄文化在此處碰撞融合。據史料記載，春秋時期，雄安地區多地歸古燕國所轄，公元前692年，“燕桓侯徙都臨易”（唐·李泰《括地志》卷二），取瀕臨易水之意；公元前311年，燕昭王筑黃金臺以招賢納士，在郭隗、樂毅等賢臣良將輔佐下國力日益強盛；戰國末年，荊軻離燕入秦，臨行前在易水河畔留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千古絕唱；西漢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匈奴降王徐盧被景帝冊封為容城侯；后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北伐收復瓦橋關，在此設雄州；宋遼時期，此地為兩方對峙最前沿，乃邊界互市之榷場；元明清時期，該區域又成為拱衛京師的畿輔之地，縣學、書院鱗次櫛比，被史書譽為“讀書有種，道義有流”的北方儒學重鎮……政治博弈、軍事沖突、經貿往來、民族融合，以及畿輔文化的輻射與影響，造就了當時雄安地區豐盈多元的文化景觀。

　　“一地之文脈傳承一地之學術，凝聚一地之人文，養護一地之精神。”（梁松濤、胡連利主編《雄安文脈叢書》）從地理位置上看，雄安處于古燕、趙兩國交界地帶。戰國中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滅中山國，得安新地，奠定了雄安地區“燕南趙北”的基本格局。因而，雄安文脈當屬燕趙文化之范疇，其所催生的古典文學也自然體現出鮮明的“燕趙風骨”與“北學”風范。《呂氏春秋》有云，此地“歌謠好悲”；《圖經》曾載：“燕趙風土多寒士，輕生而尚義，有荊軻之遺風”；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將其特征概括為“悲歌慷慨”“任俠尚氣”；韓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開篇即稱：“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韋應物有詩贊曰：“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蘇軾亦多感慨：“幽燕之地，自古號多豪杰，名于國史者往往而是”；孫承澤在《天府廣記》中寫下：“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曾國藩于《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中寫道：“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更是總結道：“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以俠義精神為核心的“燕趙風骨”經過歷代文人、學者的想象、記載與傳承，成為雄安文脈重要的思想基因和審美標識。

　　雄縣（戰國時為燕國易邑，秦置易縣，唐改置歸義縣，后周時設雄州，明洪武時改稱雄縣）“角峙雙雄、帶環諸水、近則京師之咽喉，遠則東南之門戶”，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邊塞戰事、關隘景致、歷史人物等成為古代文人創作的主要取材來源。僅以《保定古代文學作品選·詩歌卷》為參考，其中收錄有關雄縣的風物吟詠詩歌就達數十首，且多為懷古、詠史、思鄉之作，基調沉郁頓挫，情感渾厚雋永，意境深邃遼遠，充滿了歷史滄桑之感。例如，北宋文豪歐陽修的《奉使契丹初至雄州》通過對古關、衰柳、寒鴉等蒼涼蕭瑟景物的描寫，來寄托漫漫旅途中生發的無限感慨與悵惘；元代詩人李源道的《燕中懷古》以借古喻今的方式，通過對荊軻、郭隗等燕國名士重臣的緬懷，抒發出“戰國山川秋氣壯，中原豪杰曉星稀”的憂思與嘆息；清朝學者邊連寶的4首《雄州懷古》亦是撫今思古的抒情之作，詩歌生動描摹了宋遼古戰場遺跡，表達出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對英雄豪杰的深情禮贊。

　　與“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的雄州邊關景象不同，安新一帶因擁有絕大部分的白洋淀水域，而呈現出一派“湖光如鏡雨如酥，柳色沼沼入大沽”的“水淀風光”。據學者考證，有關白洋淀的記錄始見于西晉文學家左思的《三都賦·魏都賦》，文中所言的“掘鯉之淀，蓋節之淵”即是對它的概括。由于安新地區河網密布、水草豐茂、物產充盈，因而古代涉及安新風物的詩作多以湖光山色、花鳥魚蟲為吟詠對象，總體上呈現出格調清新淡雅、筆觸柔美溫婉、色彩明麗鮮亮的藝術特質。代表性詩句有“十里訪湖花隱洲，游人港里戲蘭舟”（明·王咼《蓮花淀》）、“平土盡浮河面水，寒煙長帶隴頭沙”（明·楊選《巡視新安題詩》）、“浮萍蘸綠水拖藍，蟹舍漁莊見兩三”（清·蔣熊昌《趙北口即事》）、“汀鳧沙鷺散作群，九十九淀同一云”（清·翁方綱《趙北口》）等。這些詩作與“安新八景”（靜修書院、臺城晚照、妃子妝臺、聰寺曉鐘、明昌鵝樓、西淀風荷、東堤煙柳、鴨圈印月）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充分反映了文人墨客寄情山水的志趣與雅興。

　　雖然雄安二字分別取自雄縣之“雄”與安新之“安”，但若論歷史的長度和文化的厚度，容城可謂無出其右。據考古發現，容城一帶存有諸多古代遺址，如著名的上坡遺址、南陽遺址、燕長城遺址、城子遺址、陳楊莊宋代城堡遺址等。古有荊軻大義凜然、慷慨赴難，近有蓮池書院春風化雨、教學相長，在悠遠深厚的燕趙文化浸潤與熏陶下，容城歷史上涌現許多仁人志士、名賢大儒。其中，素有“容城三賢”之稱的元代學者劉因、明朝諫臣楊繼盛、清初大儒孫奇逢最為后世推崇與景仰。劉因天資聰穎、飽讀詩書，受家學影響，對孔孟之道情有獨鐘，少時作“鴻鵠凌云志，燕雀安能知”詩句以明其志，他一生著作頗豐，文學方面有《靜修集》傳世，收入各體詩詞八百余首，冠絕元初詩壇。楊繼盛自幼勤奮好學，雖家境貧寒卻終不改其志，嘉靖年間以科舉入仕途，官至兵部員外郎，其為人疾惡如仇、不畏權貴，因冒死彈劾奸相嚴嵩而被譽為“明代第一直臣”，且一生坦蕩忠愍，正應其所題聯語“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之義。孫奇逢生于官宦世家，常“與圣人相期勉”，觀其一生，前期以膽識才略著稱，晚年以治學立說聞名，處亂世而獨善其身，道學問則身體力行，一番苦心孤詣、言傳身教，終成開宗立派的儒學大家，后世贊曰：“始于豪杰，終以圣賢。”

　　從易水河畔的慷慨悲歌，到“容城三賢”的經世致用；從宋遼古戰場上的鼓角爭鳴，到書院內的瑯瑯誦讀聲，雄安文脈在古樸、滄桑的燕趙大地上綿延不斷、薪火相傳，從而造就了雄安古典文藝遒勁蒼郁、溫柔敦厚、低調雅正的人文底蘊和美學品格。

　　二

　　抬望眼，這里是見證崢嶸歲月的革命老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全民族抗戰由此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河北先后建立了晉察冀、晉冀魯豫等抗日革命根據地。雄安三縣同屬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組建的冀中根據地，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冀中根據地處在抗日戰爭最前線，四面環敵，戰事頻繁，而雄安一帶的冀中軍區十分區由于距離日寇重兵把守的北平、天津、保定都很近，因此戰斗形勢尤為殘酷和復雜。然而，面對來犯之敵，雄安軍民卻表現出異常堅定的革命意志和愛國精神，他們充分利用當地的自然條件，開展形式多樣的游擊斗爭。

　　抗戰期間，在葦壕縱橫、湖泊相連的白洋淀上，有一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水上游擊隊——雁翎隊，神出鬼沒、聲東擊西，長期與日本侵略者周旋作戰。他們喬裝打扮，端崗樓，拔據點，除漢奸，伏擊偽軍過往船只，截斷日寇水上運輸線，有效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為我軍主力部隊解放安新城作出重要貢獻。雄縣米家務鎮是當時冀中十分區司令部所在地。面對敵寇日益殘酷的“掃蕩”與“清鄉”行動，為了在平原游擊戰中保存有生力量，冀中民眾在劉秉彥、曠伏兆等人的領導下，利用地道開展村落戰、麻雀戰和地雷戰。這些新戰術的創制與運用，不僅極大鼓舞了當地軍民的戰斗士氣，同時也成為我軍戰爭史上的經典案例。

　　雄安人民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生活，無數先烈英勇無畏的抗戰精神，也激發了眾多革命作家高漲的創作激情和動力。他們紛紛以雁翎隊、地道戰等真實戰斗為故事背景，以冀中抗戰中涌現的英雄形象為人物原型，創作出一系列驚天地、泣鬼神的民族新史詩——《白洋淀紀事》《紅旗譜》《平原烈火》《小兵張嘎》《新兒女英雄傳》等一大批膾炙人口的紅色經典，充分彰顯出燕趙兒女“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革命現實主義情懷與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成為河北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篇章。

　　著名作家、“荷花淀”文學流派創始人孫犁可以說是雄安紅色文學創作的執牛耳者，他以“大味必淡，大道低回”的美學風格獨步文壇。1943年5月，《晉察冀日報》發表其短篇小說《第一個洞》。據學者考證，該小說是目前所知我國第一篇以文學形式表現抗戰時期地道戰的作品（段華《孫犁年譜》）；1945年5月，其代表作《荷花淀》刊載于《解放日報》，小說一經發表便在延安文藝界產生轟動效應。孫犁晚年在《關于〈荷花淀〉的寫作》一文中回憶道：“從冀中平原來的同志，曾向我講了兩個戰斗故事：一個是關于地道的，一個是關于水淀的。前者，我寫成了一篇《第一個洞》，后者就是《荷花淀》。”時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的方紀曾回憶，當時大家都把孫犁的小說“看成一個將要產生好作品的信號”。以此為標志，孫犁隨即迎來了早期創作的一個“井噴期”，《白洋淀邊的一次小斗爭》《村落戰》《麥收》《蘆花蕩》等一系列以白洋淀一帶人、事、景、物為原型或背景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生動展現了冀中人民質樸堅忍的優良品格和昂揚向上的精神氣質。而頗具辨識度和感染力的創作風格也一舉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初，從戰火硝煙中走來的新銳作家們，自覺秉承根據地與解放區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在革命歷史題材創作領域走在全國文壇前列。徐光耀無疑是這批紅色革命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出生于雄縣段崗村，13歲便參加八路軍，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期間，長期跟隨部隊生活、戰斗在冀中大地上。這一地域背景和成長經歷，為其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和靈感。徐光耀的成名作《平原烈火》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出版的第一部以抗戰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該作品以1942年日寇在華北發動“五一大掃蕩”為背景，生動描寫了冀中平原上一支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通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由失敗走向勝利的戰斗歷程；在另一部家喻戶曉的小說《小兵張嘎》中，他因成功塑造了一位頑皮可愛、俠義智慧的白洋淀小英雄形象，而被文壇親切地稱作“嘎子之父”。這兩部作品也被譽為雄安當代文學的“雙子星座”。

　　梁斌的《紅旗譜》是以白洋淀為主要地理背景，講述冀中平原上農民斗爭生活的史詩性作品。小說中提到的一些地名雖為虛構，但其原型和靈感卻來源于白洋淀及其周邊的鄉村。在創作《紅旗譜》時，梁斌曾多次深入白洋淀地區，廣泛搜集創作素材。他拜訪了參加高蠡暴動、二師學潮的老同志，了解到當地農民革命斗爭的歷史。小說中的朱老忠、嚴志和等人物形象，以及他們與地主馮蘭池的斗爭故事，都與梁斌在白洋淀地區的所見所聞密不可分。此外，《紅旗譜》還彰顯出濃郁的白洋淀地域色彩。小說中寫到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俗言俚語等都充分體現出作者對當地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由衷熱愛。這些民間元素的巧妙融入也使得小說在敘事語言上更加生動、鮮活，形成了鮮明的民族風格，更好地展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偉大歷程。

　　而在農村生活題材創作方面，由劉紹棠、從維熙、韓映山、房樹民、冉淮舟等人組成的“荷花淀派”成果最為豐碩。他們有意識地學習和借鑒孫犁先生樸素、明麗、清新、柔美的藝術風格，著力表現白洋淀地區的人事風物，以飽滿的創作熱情擁抱新生活，歌頌新風尚，張揚人情美、人性美，生動再現了雄安一帶鄉村生活的巨大變革和農民精神面貌的深刻變化。《青枝綠葉》《大青騾子》《七月雨》《水鄉散記》《作畫》《瓜園》等作品中均呈現出靈動、溫潤的“詩情畫意之美”。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芒克、根子、多多、方含、林莽等一批來自北京的知青被分配到白洋淀地區插隊下鄉。他們自發地組織詩社，開展民間詩歌創作，逐漸形成了頗具規模和影響的“白洋淀詩群”。在創作上，這些青年詩人以淀邊風物為意象，融合現代詩學理念，為新時期美學原則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總體而言，與雄安相關的現當代文學創作，肇始于憂患、生長于戰亂、臻熟于十七年時期，伴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同步完成了審美范式的現代化過渡與轉型。不同時期的作家群體，以充滿創造性與想象力的創作實踐，持續開掘著雄安文脈的精神內涵，使得古樸、綿長的燕趙文化獲得全新的演繹。

　　三

　　看今朝，這里是肩負時代使命的“未來之城”。

　　2024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十周年，同時也是雄安新區建設發展的第7個年頭。自2017年4月雄安新區設立以來，從“一張白紙”到“塔吊林立”，從“規劃先行”到“雛形初顯”，從“規劃建設階段”到“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規模開發建設同步推進階段”，雄安這座承載著“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未來新城，正在廣袤的冀中平原上拔節生長。

　　正所謂，無文化傳承，則無雄安未來。《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特別強調，新區建設要“堅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因此，進一步加強地域歷史文化的研究和保護就顯得尤為關鍵和緊迫。近年來，河北乃至全國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在整理文獻資料、實地探訪調查、記錄瀕危工藝、出版相關方志、推進考古發現、強化學術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豐碩成果。

　　2018年10月，王強、熊燁、梁松濤主編的《雄安歷代著作集成》（全147冊）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該叢書搜集了雄安新區三縣及其周邊區域歷代文人學者的著作版本，不僅廣涉經、史、子、集四部，還包括近現代學術專著、日記行記、普及讀物、戲劇圖譜等，充分彰顯出雄安的歷史底蘊，深入挖掘了雄安的文化遺產。2020年1月，河北大學出版社推出了由梁松濤、胡連利主編的《雄安文脈叢書》（全240冊）。該書囊括了雄安新區自漢代至清初40余位學人的130余種著述，全面展現了雄安文脈的歷史風貌。

　　“文化積淀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文藝創作。”誠如河北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鄭恩兵所言，雄安地區歷史深厚、文脈悠長，而“未來之城”的規劃建設，又勢必成為孕育時代新人與時代新史詩的一方沃土。伴隨著雄安新區逐步由藍圖變為現實，一幅幅以歷史文化傳承、建設現場追蹤、未來發展憧憬為表現對象的新時代雄安文藝畫卷正在徐徐展開。

　　新區設立以來，雄安三縣的廣大基層創作者與文藝愛好者主動投身新區主題創作。他們中，既有野橋中學的教師，也有安國二中的學生；既有東海鋼鐵集團的技工，也有劉李莊村衛生所的醫生；既有容城縣文明辦的公務員，也有雄安新區的建設者……他們以飽滿的熱情、生動的筆墨、樸實的文字，創作出一大批反映雄安新區歷史人文和民俗風貌的優秀作品。據統計，7年間雄安基層作者創作完成的各類文藝作品已經數以萬計。

　　在雄安新區的火熱建設中，關仁山、李春雷等河北作家主動請纓，深入生產生活一線，收集材料、展開創作。經過多年精心打磨，關仁山的三卷本百萬余言的《白洋淀上》作為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首部文學作品推出。小說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區成立和鄉村振興為背景，全景式描繪了新時代雄安人民的生活場景和精神風貌。李春雷赴容城縣北河照村長期駐點，投身雄安新區生活與建設現場，聆聽百姓心聲。他與黃軍峰、張梅英、史克己合著的《魅力雄安叢書》，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多維度、立體化介紹了新區的歷史地理和文脈淵源。

　　作為舉世矚目的重大建設工程，雄安新區也吸引了全國各地知名作家的廣泛關注。他們紛紛拿起手中之筆，投身雄安書寫。徐劍的《去雄安吧，那塊土地屬于年輕人》、張子影的《另一種戰場》、紀紅建的《平凡與奇跡》、李玉梅的《春染千年秀林》、徐錦庚的《拔節生長的雄安》、陳啟文的《白洋淀的春天》、霍俊明的《雄安記》、王久辛的《巨荷上的白洋淀》、沈俊峰的《雄安春早》、張映勤的《白洋淀，青葦綠水哺雄安》等，皆是這方面的上乘之作。

　　文脈是一座城市的靈魂。舉凡知名的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人文底蘊和精神氣質。例如，我們提到巴黎，會想到浪漫；提到羅馬，會想到古典；提到北京，會想到莊嚴；提到上海，會想到開放……那么，對雄安新區而言，它的文化關鍵詞是什么？這無疑是一個值得當前文壇和學界認真思考的重要命題。挖掘和建構一座城市的文化內核，作家、學者需要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城市”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城市作為文化孕育的空間場域，其本身就是文藝創作和美學實踐的靈感來源；另一方面，文化作為城市的重要載體，又潛移默化地引導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展示并塑造著城市的形象。

　　現如今，雄安新區正處于建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它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底蘊和厚重的人文積淀，也孕育著未來城市文化的新氣質、新內涵、新風尚。作家、學者只有將歷史和文化要素有機融入現代城市的想象與建構，并通過“城中之人”去挖掘“城市之心”，才能更加立體、生動、準確地捕捉到這座“未來之城”的人文精神和審美品格。

　　千年大計重于千鈞，賡續文脈夯基固本。從千年到千年，雄安承載著燕趙大地上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和人民浴血奮戰中淬煉的紅色革命文化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創造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目前，在廣袤的冀中平原上，有數以萬計的建設者正在揮灑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鋪設延伸，每天都有新的發展和變化。一方城、兩軸線、五組團、十景苑、百花田、千年林、萬頃波……一座充滿生機的現代之城正在加速奔向未來。承前啟后，守正創新。歷史托起雄安，雄安將新的歷史寫入未來。（作者：趙振杰，系河北文學館館藏研究員、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