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愛國華僑領袖、愛國主義者、教育家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在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的抗日烽火中，以陳嘉庚先生為代表的廣大愛國華僑，身處異鄉而不忘國憂，積極投身抗日救國浪潮。當時，中共中央南方局深入開展隱蔽戰線和聯絡爭取工作，傾力爭取以陳嘉庚先生為首的南洋僑胞的支持，將海外赤子和進步力量匯聚成一股熱血光明的時代洪流。

　　積極捐贈輸物，南洋抗日救國

　　1938年，陳嘉庚先生被選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主席，帶領南洋千萬華僑掀起波瀾壯闊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廣泛動員籌募巨款、派遣機工支援祖國抗戰。

　　這一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設立對外宣傳小組，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并派廖承志、潘漢年等人為代表赴港，建立八路軍、新四軍香港辦事處（香港“八辦”），以香港為據點，積極聯絡南洋社會進步力量。

　　在南僑總會統一組織的各幫派、各行業、各團體中，《南洋商報》青年記者張楚琨等領導的“新加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屬骨干力量。1939年春，張楚琨與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日常事務負責人連貫聯系，使新加坡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堅持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是在張楚琨的影響下，陳嘉庚先生更好地了解當時的國情，張楚琨于1938年將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中文譯本贈與陳嘉庚先生，并介紹道：“這是美國記者訪問陜北的親歷記，看來報道還客觀，僅供參考。”這本《西行漫記》在陳嘉庚先生心中種下“種子”，為1940年的延安之行做了思想準備。

　　率團回國慰勞，親歷延安之行

　　1940年3月26日，陳嘉庚先生一行30余人組成的慰勞團飛抵重慶，眼見國民政府領導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官吏貪污腐化、私設營業，對祖國抗戰前途心生憂慮。

　　陳嘉庚先生隨行秘書李鐵民思想比較進步，在渝期間經常出入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廣泛接觸中共代表和進步人士，常向陳嘉庚先生介紹共產黨的抗日政策。4月初，中共代表葉劍英、林伯渠、董必武突破國民黨阻撓，來到陳嘉庚先生下榻的嘉陵招待所。當時，祖國西南春寒未盡、濕冷多雨，顧念陳嘉庚先生有腰酸畏寒之宿疾，他們帶來了3件陜北羊皮襖作為禮物，贈與陳嘉庚先生御寒防雨。

　　在中共代表的全力爭取以及李鐵民的影響下，5月31日下午，陳嘉庚先生抵達延安。傍晚，毛澤東在其居住的窯洞外宴請陳嘉庚先生，相較于沿途各省國統區酒筵羅列、肴膳交陳的宴席，這頓便餐極為清簡，陳舊的石桌上鋪陳著以四張白紙拼湊成的桌布，席中菜色樸素簡單、氛圍親切自然，令陳嘉庚先生耳目一新。在延安停留的九天八夜中，陳嘉庚先生與毛澤東共會談四次，先后參觀了延安第四軍校、煉鐵廠、印刷廠，詳細了解當地商業經營、工業發展、風土民情等情況，親身感受到了延安民主平等、軍民團結的良好氛圍，以及共產黨人真摯熱忱、克己奉公的精神品質。

　　感延安之精神，從反蔣到擁共

　　慰勞團結束行程后，陳嘉庚先生向社會各界人士匯報了沿途見聞，向世人傳遞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訊息，引起國民黨當局強烈不滿。1940年9月，陳嘉庚先生回到福建家鄉，對當時閩政苛虐現象痛惜憤恨不已，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救鄉運動”。期間，陳嘉庚先生向蔣介石發了四封電報，三次電函主政福建的陳儀，要求改除閩省弊政，蔣介石、陳儀對之推諉應付，讓陳嘉庚先生深感失望。中共中央南方局突破國民黨的輿論鉗制，通過桂林《救亡日報》、香港《大公報》，在海內外掀起聲援陳嘉庚先生的輿論浪潮。中國共產黨為民請命的堅定立場，進一步增強了陳嘉庚先生對中共的信任和認同。

　　陳嘉庚先生返回南洋后，國民黨當局煽動僑胞反對陳嘉庚先生，以動搖其華僑領袖地位。陳嘉庚先生通過張楚琨聯系香港“八辦”，希望得到幫助。受周恩來派遣的胡愈之等人以《南洋商報》為陣地，與南洋的“倒陳”勢力展開爭鋒相對的輿論斗爭，給予陳嘉庚先生大力支持。

　　從促成陳嘉庚先生回國慰勞、延安之行到協力開展救鄉運動、發動輿論聲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始終為維護陳嘉庚先生的海外僑領地位積極行動，一步步推動陳嘉庚先生由擁蔣、疑共，逐步向著反蔣、擁共的正義道路上轉變。在1948年5月召開的東南亞僑團大會上，陳嘉庚先生代表120個華僑團體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號召”提出的建國主張，正式聲明否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與蔣介石政權劃清界線，最終實現情感、思想、政治上的蛻變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