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南陽遺址考古發現南城門，勾勒出該城址基本平面布局系統

　　為“千年之城”探尋燕文化蹤跡

　　南陽遺址，是雄安新區考古最早啟動之地，被寄予探尋文化根脈之厚望。

　　“我們找到了南城門。”1月12日上午，站在厚實的遺址上，南陽遺址考古隊項目負責人雷建紅指著不遠處的一塊區域對記者說。

　　京津冀，山水相連、文脈相通。2024年伊始，京冀兩地文物部門率先聯合開展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集體調研活動，把其中一個重要的地點選在了雄安新區南陽遺址。

　　“雄安考古，有一個重大課題，就是進一步尋覓、梳理、發掘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源流。”雷建紅說，燕文化內涵豐富，三千余年賡續不斷。燕文化圈的范圍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地。北京琉璃河遺址、河北燕下都遺址、天津張家園遺址等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分別從不同時空印證著燕文化的復雜性與統一性。而雄安新區南陽遺址，更是被寄予厚望。

　　史載，燕曾五次遷都。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侵，燕桓侯徙于“臨易”，戰國中期燕文公遷“易”。然而，“臨易”和“易”地望位置仍爭議很大。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南陽村西北有村民挖出東周時期銅鼎、銅壺等器物，陰刻“右征尹”“西宮”等銘文；隨后，南陽村周圍陸續發現“燕王職戈”、銅鑿及大量刀幣……均顯出燕國風格，其地理位置也與史書所載“臨易”和“易”相近。

　　“幾年來，我們和全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為千年古城探尋文化根脈，進一步豐富燕趙文化和中華文明的內涵。”雷建紅說。自2017年7月起，考古工作者對南陽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展開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數年考古發掘，已基本確定南陽遺址是迄今雄安新區發現的最早城址，其主體文化遺存是東周至漢代的燕文化，主要文化內涵為大小兩座戰國城址，總體呈“凸”字形。

　　然而，框定城址大小、明確文化內涵，只是城址考古的第一步。雷建紅說，城址考古具有特殊性，非常考驗耐性和想象力。比如，作為城址的南陽遺址，其城市布局和城內道路系統如何？

　　城址考古中，門的確定，往往意味著平面定位和節點突破——

　　第8發掘地點，位于南陽遺址戰國大城南部。以往勘探顯示，此處夯土城垣分布不連續，出現缺口，懷疑為南城門。2023年4月至12月，雷建紅帶隊在此開啟發掘。發現各類遺跡50處，其中夯土城垣1段、灰坑25座、灰溝4條、路5條、瓦棺葬1座、土坑墓葬11座、窯2個、踩踏面1處。出土各類可修復器物15件，包括銅、陶、瓷、玉器等，另出土錢幣6枚、銅鏃22枚、銅帶鉤2枚、印文陶片1片……

　　“在南城墻中部斷缺處，發現多條不同時期疊壓的道路，其中L12為漢代，L13為戰國，L13下即為次生土，基本確定此處是大城南城門。”雷建紅說，此次大城南城門位置及城門附屬道路的確定，填補了城市南部路網系統的缺環，結合2020年發現的大城西城門位置及城門附屬道路，二者共同為探索整個城址道路網格、城市平面格局演變提供了重要參考。至此，以城門為坐標、道路為骨干，考古工作者劃分出該城址內部主要功能區域，勾勒出城址基本平面布局系統。

　　“城門，是城址的重要出入口。兩個門先后確定，這個城址就鮮活明晰起來，對研究白洋淀地區城市化進程及燕文化形成發展意義重大。”雷建紅告訴記者，不久前，首屆京津冀考古論壇在京舉辦。他曾把相關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提交給大會，與京津冀考古界同仁們分享交流。正是在這次論壇上，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京津冀八家單位就共同推動燕文化考古、研究和遺址保護利用等達成合作。對于南陽遺址考古，乃至整個雄安新區考古和研究來說，前景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