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揭曉,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入選

四臺遺址為中國北方萬年文化史提供最新實證

四臺遺址出土的筒形罐殘片。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日前，“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揭曉，全國共有六處遺址入選，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簡稱“四臺遺址”）位列其中。四臺遺址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該遺址所見成組房址、陶器及成熟的石器壓剝打制技術等，為中國北方萬年文化史提供了最新實證，同時也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旱作農業起源、人類群體從流動性向定居形態轉變等一系列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對探索中華文明根系等課題具有重要意義。

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直接證據

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一直是考古學和人類學界研究的重要課題。從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者的角度看，可以視為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形成以及農業、陶器起源問題，即探究新石器時代形成和發展的動因和機制問題。近年來，圍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考古研究，河北省考古學家進行著不懈探索。

四臺遺址為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提供了直接證據。四臺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南，面積約15萬平方米，是近年冀西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面積較大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經國家文物局批準，2020年起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對其持續開展了考古發掘研究，發掘面積1700平方米，發掘房址40余座，出土陶、石、骨、貝、角類遺物800多件，文化遺存可分為5組。

在四臺遺址第一組文化遺存中，發現了6座距今萬年左右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積7至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長方形，同時還發現有淺坑灶、柱洞和灰燼堆積。第二組文化遺存中，同樣發現了4座半地穴房址和較多的骨針、骨錐、骨簪等。“明確的半地穴性房屋，擺放有序的器物，都告訴我們北方的人類在距今一萬年左右已經開始創造宜居的生活。這些成組的房址也是北方地區最早定居村落的實證，說明人們的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棲居向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四臺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趙戰護介紹說。

四臺遺址考古發掘同樣也證實了適宜人類定居的環境。通過對房址中出土的木炭、動物骨骼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15個萬年左右和10余個9000多年的系列測年數據，發現的植物遺存種類包括蒿屬和藜、禾本、菊科等，花粉組合則指示這一時期氣候溫涼偏干，周邊古環境為適宜人類生存的山地草原環境，有一定的河湖水源。

“第一組、第二組文化遺存，地層關系清晰、測年數據連續，都體現出連續發展的過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文瑞介紹，在房址中發現的舌形兩面器、楔形細石核、錐狀細石核以及大量細石葉與工具，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余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

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實證

在人類文明起源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農業起源。舊石器時代，人們依賴狩獵為生。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生存方式逐漸轉向開發利用原來沒有或忽視的植物資源。四臺遺址中粟、黍碳化顆粒，陶器、碾磨石器等的發現，為北方農業起源提供了實證。這里的“北方”，考古專家認為是西遼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廣大區域。

“在這些成組的文化遺存中，出現了大量磨制石器。石磨盤和石磨棒在房址內成為常見器物，石鏟作為掘土工具，磨制更加精細化。”張文瑞介紹，四臺遺址出土的磨盤、磨棒和石鏟類掘土工具數量急劇增加，表明距今7600年前后，該地的古人類已經開始了馴化農業，是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實證。

用碾磨石器加工禾本科植物種子，是人類對植物資源強化利用的體現，也是先民不斷調整技術形態適應農業新環境的體現。而陶器的出現，人類學家普遍認為，同樣促進了農業的產生和發展，并改變著人類的居住方式。

四臺遺址出土的遺物中，就有大量陶器。趙戰護介紹，第一組、第二組遺存中有部分陶器殘片，陶色為灰黑或灰褐色，紋飾有壓印的窩點紋、折線紋、網格紋，個別飾有淺刻劃紋，可辨器形有筒形罐、板狀器等。第三組文化遺存中，陶器主要是素面夾砂小平底筒形罐、附加堆紋筒形罐。

“四臺遺址中陶器、磨盤、磨棒和石鏟類掘土工具的出現，以及所發現的粟、黍碳化顆粒，說明在這一時期，人類經過長期摸索，已認識到粟黍類等農作物具有種植、儲藏和食用價值，粟黍類等農業種植或已趨于成熟。”張文瑞介紹，陶器的出現，還意味著蒸煮食物出現，除燒烤熟食制品外，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種類，說明人類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

地區文化交流與互動的見證

張家口是北方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匯之處。比如我們熟悉的“萬里茶道”，有學者認為這條商道大約不晚于宋元時代就出現了茶葉貿易。而今，從四臺遺址等考古發現及考古調查來看，張家口以北地區這條人類通道，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或者更早。

四臺遺址中出土的大口尖圜底罐，陶罐砂粒較細，燒制火候較高，陶質堅硬。經專家研究，這件大口尖圜底罐，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卡林加河口、葉尼塞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紋飾、制法十分相似，展現了四臺先民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的文化交流與互動。

在四臺遺址、陽原于家溝遺址發現的石核、細石葉等細石器，也廣泛分布于內蒙古高原，最遠到貝加爾湖周圍地區。張文瑞介紹，這些文化遺存反映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來自貝加爾湖的一些居民不斷沿這條通道南下，抵達內蒙古高原南部，有的在河流階地或湖泊周圍定居下來，與生活在附近的人們交流融合。當然，也有來自于我國內陸的一些居民沿著這條通道北上，將我國內陸的文化因素傳播到貝加爾湖及周圍地區。

此外，四臺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壓印紋飾中的類“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文化因素，在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太行山東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續和發展，并具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趙戰護介紹，這一發現，突破了以往對我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為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將兩大區域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構成一個大的考古學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這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該地區后續考古學文化譜系即史前社會發展演變奠定了基礎。

下一步，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將繼續對四臺遺址本體進行發掘，開展聚落結構、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動物、植物、環境、地學等考古研究，進而持續開展華北北部農業起源研究，舊、新石器時期過渡動力機制研究，讓四臺遺址真正成為萬年文化的標識。（河北日報記者 史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