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8年春夏之交在復旦大學史地系（后改為歷史系）一年級讀書時參加處于地下狀態的中國共產黨的。那時是17歲，到現在已超過73年。

年輕時的金沖及

　　一、抗戰勝利后的思想劇變

　　要講我怎么會參加中國共產黨，需要從我在抗戰勝利后的思想變化說起。

　　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我那時是上海復旦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在同年級同學中年齡最小，還只有14歲，對堅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戰終于取得最后勝利，見到國土重光，極度興奮，但政治上還十分幼稚。

　　因為長期生活在被稱為“孤島”和以后的淪陷區內，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在大后方的所作所為幾乎沒有什么了解，加上年齡小，還把他們看作“國民政府”和“國軍”，對他們的到來感到親切和喜悅。

　　最早進入上海市區并到處張貼“安民告示”的，是原在上海周圍的“忠義救國軍”，記得司令叫阮清源，但他們不是正規軍，群眾口碑也不好，盡管他們耀武揚威，卻沒有多少人理睬。不久，國民黨政府派來上海的第三方面軍司令長官湯恩伯到了。我在上海租界時期看到過湯恩伯在南口抗戰的報道，從未聽說過河南有“水旱蝗湯”四大災害的說法，因此，也趕到靜安寺街頭，同市民們一起歡迎他的車隊駛過，記得湯恩伯就站在一輛敞篷的吉普車上向兩邊行軍禮。不久，蔣介石也到了上海，在跑馬廳（現在的人民廣場加上人民公園的原址）召開大會，作了演講。自動去的市民總有幾萬人，亂哄哄的，沒有什么秩序。他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見，只是遠遠看到他講話時不斷揮動戴白手套的手臂，留下一個印象。這兩次，我都是自發去的，并沒有人動員和組織。

　　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物價狂漲、民不聊生。上海市民舉行游行，提出無條件解凍生活指數等要求

　　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民眾的巨大失望來得實在太快，也太強烈，完全出乎大家原來的意料之外。國民黨政府的政府官員、軍事機關、特務機關不顧一切地搜刮金子、車子、房子、女子、票子，被稱為“五子登科”。人們把這種“接收”稱為“劫收”。物價在勝利初的短時間內有過大幅下跌，卻迅速變為令人吃驚的瘋狂飛漲，民眾到了難以生存的地步。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報紙、刊物在上海不能公開發行。我常讀的刊物，是原在上海的愛國民主人士唐弢、柯靈主編的《周報》和鄭振鐸主編的《民主》（稍后又有了黎澍主編的《文萃》）。《民主》在這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老百姓今日的心境，比起8月11日那時滿望著揩淚眼看太平的心境來，在短短不到三個月中間，也已經像有隔世之感了。何況老百姓今日的生活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呢？”我當時很愛讀的著名記者陶菊隱的文章也寫道：“一幕緊接著一幕。上海市民不禁痛心疾首地問道：難道這就是天亮了嗎？”一個政府竟在那么短時間內便失盡人心，實在是罕見的。

　　這時，另一個更加觸動億萬人心的敏感問題又深深刺痛著中國人。中華民族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受盡了外國列強的壓迫和侮辱，被稱為“劣等民族”。抗日戰爭勝利后，最初曾使人自豪地看到，上海街頭商店的大玻璃櫥窗里，上面用日光燈拼成“V”字（即勝利），下面并列地擺著杜魯門（美國總統）、艾德禮（英國首相）、斯大林和蔣介石四人的照片。中國在世界上似乎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地位，這是以往從來沒有見過的。中國人覺得終于可以抬起頭來了。可是，緊接著又看到美國人重新以征服者的姿態來到中國，耀武揚威地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殺害和污辱中國同胞，這種強烈對比使每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立刻聯想到100多年來的民族恥辱和苦難，無法忍受。

　　那時，美國軍隊正大規模地運送國民黨軍隊到華北、東北，幫助他們打內戰。在上海，黃浦江上停著二三十艘美國軍艦，燈光四射，卻看不到中國軍艦。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年級最親密的同學邱慎初、丁彬榮在外灘，望著黃浦江上那么多美國軍艦。丁彬榮說：怎么想個辦法用炸藥炸沉它幾艘。這雖是年輕人一種十分幼稚的表達，但也反映出當時人們那種難以壓抑的憤慨心情。

　　復旦大學校門口的翔殷路這時也被改用美國將軍的名字，叫魏德邁路。解放后才又改為邯鄲路。這樣把活躍在中國的外國軍人名字作為中國路名，實在罕見。

　　上海市區內還常常看到美國水兵摟著中國姑娘坐著吉普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那時有一個稱號叫“吉普女郎”。據國民黨官方統計，從1945年9月12日到1946年1月10日的120天內，就發生吉普車禍495次，死傷244人。我在上海武康大樓東側熟悉的報攤上買到一期裝幀得像一本小冊子的半公開的《文萃叢刊》，書名叫《臧大咬子傳》，講的是上海的三輪車夫臧大咬子因為向美國兵索取應付的車資而被美軍打死，國民黨政府卻公然聲稱無權審理這起案件。這樣的慘案層出不窮，不斷刺痛著每個愛國者的心。1946年圣誕節前夜，在北平更發生美國海軍陸戰隊兩名水手在東單廣場強奸北京大學女學生的暴行，而國民黨中央社消息中竟稱受害者“似非良家婦女”。這哪里還稱得上是一個剛剛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獨立國家？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么還能夠默默忍受？

　　再看看經濟狀況，當時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已是氣息奄奄，而商店中和地攤上卻擺滿美軍的剩余物資和商品，如被稱為“玻璃絲襪”的尼龍長筒絲襪、“克寧”奶粉、“臺爾蒙”水果罐頭等。

　　看了這些，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1946年底會發生席卷全國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在1948年夏又發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這樣全國規模的抗議運動。

　　更刺痛人們心的，是國內的政治局勢。抗戰勝利后全國人民期待能制止內戰再度發生，社會安定，從事和平建設。青年學生希望的是學好知識和本事，參加國家建設。已經進行了八年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剛剛結束，付出了那樣慘重的代價，如果又發生全面內戰，怎么得了？因為日本投降得那么快，國民黨當局對發動全面內戰還沒有作好準備，因此有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協定的簽訂，有過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使人民一度燃起過一線希望。

　　但國民黨當局發動全面內戰的決心已經下定。1945年12月在云南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慘案。國民黨軍警沖入西南聯大等學府，用手榴彈等殺害反對內戰的愛國學生四人。1946年7月，國民黨軍警又在昆明相繼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堅決反對內戰的愛國教授。聞一多在悼念李公樸的會議上作了一篇講話。他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今天，這里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出來講！憑什么要殺死李先生？”“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聞一多在講完這段話后，走出門，就被國民黨當局的軍警開槍暗殺了。

　　讀聞一多這段話，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誰能夠抑制得住而不熱血沸騰？相隔70多年了，我至今對講話的重要段落仍能背誦得出來。當時和我住在同一間學生宿舍的同學、復旦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何志禹后來告訴我：他看到我枕邊放著紀念聞一多、李公樸的書，就注意接近我，引導我參加反會考運動和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本來，我是個性格溫和的高中生。這以后，就一步步變了。

　　早些時候，在抗戰勝利前我也看過斯諾的《西行漫記》，是精裝的，底頁有一幅紅軍長征的地圖，還有不少照片。抗戰勝利這年冬天，我在武康大樓旁報攤上還買過一本陳伯達的《竊國大盜袁世凱》。但那時我都是把它們當成我喜歡讀的歷史書來看的，并不懂得它們的政治意義，對中國共產黨還談不上有多少深切的了解。

　　不能不說明，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報刊上還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公開言論和活動的報道，這樣的報道還不少。

　　李聞慘案發生后，周恩來就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提出強烈控訴。周恩來反對獨裁和內戰、主張和平民主的言論也常見于報端。周恩來的凜然正氣和合情合理的懇切剖析，深深地打動了國民黨統治區許多人的心。人們正是從周恩來身上初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上海時，英文《字林西報》在報道中刊登了周恩來和有關人士的大幅照片。我特地去買了一份。英文的報道我還看不懂，但它的紙張很好，照片很清晰，可以留作紀念。和周恩來同機回延安的李維漢在日記中寫道：“國共談判破裂了，但我黨滿載人心歸去。”

　　這時，中國共產黨出版的報紙書刊我們已無法看到，但幾個還未被封的進步書店（如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其實也同地下黨有密切關系）出版的讀物還能讀到。記得第一本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艾思奇以那樣生動明白的筆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因為是在十五六歲時認真讀了幾遍，頭腦里種的種子特別深，對一生都有影響。我平時去得多的是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買來讀的有生活書店的“青年自學叢書”（如胡繩的《辯證法唯物論入門》、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等），新知書店的“新知叢書”（如薛暮橋的《農村經濟底基本知識》、許滌新的《現代中國經濟教程》、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等）。鄒韜奮在這時仍出版的書，我幾乎全都看了。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的《經歷》《患難余生記》《抗戰以來》《對反民主的抗爭》那幾本書。他對國民黨當局的揭露鋒利、真實、一針見血，給我的印象極深，也大大增加了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鄒韜奮在我們這一代青年中的影響實在大。在我周圍的同學中，愛讀鄒韜奮著作的同學很多，也許大大超過今天人們的想象。讀了這些書，覺得眼前展開了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另一個世界，這確實十分重要，盡管那時還沒有真正讀懂。

　　1947年四五月間發生的反會考運動，是我第一次實際投入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那時，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在4月中旬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布一道通令，規定高中畢業班學生在通過本校畢業考試后，還要參加全國統一會考，考試內容包括高中三年內全部課程，需要會考合格，才算高中畢業，它的目的是把高中畢業班學生束縛在會考的準備上，沒有時間和精力卷入方興未艾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中去。結果卻適得其反，猶如火上澆油，激起高中畢業班學生的強烈反對。上海市委中學工作委員會研究后認為反會考斗爭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而斗爭的發展又必然觸及下一步將要發動的搶救教育危機運動，決定放手領導。5月3日，上海幾十所中學學生聯合成立“反對會考聯合會”。地下黨在聯合會中設立黨組織，由中學委員會委員錢李仁（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人民日報社社長）領導。復旦中學在何志禹等帶領下，也宣布罷課抗議，并且集中到教室里制作旗幟和標語，準備上街游行，大家的心情十分興奮。教育部被迫宣布取消本屆會考，運動取得了勝利，這給了我很大鼓勵。

　　緊接著，就掀起席卷全國的五二〇運動，也就是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在5月20日那天，以在南京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學生為主，還有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學生代表，共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反饑餓”“反內戰”“搶救教育危機”的聯合大游行，向國民黨政府請愿。當游行隊伍到達珠江路口時，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阻攔，軍警以鐵棍（當時稱為“狼牙棒”）毒打和消防水龍猛沖，當場毆傷流血141人，重傷15人，逮捕23人。

　　復旦中學和交通大學都在上海市區西側的華山路上，極為鄰近。交大的同學到復旦中學高年級各教室講演，詳細敘述南京珠江路血案的經過。同學們極為憤慨，在何志禹等帶領下，全校宣布罷課，并且派代表去見復旦老校長李登輝。他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基督徒，一生都獻給復旦的教育事業和學校建設，有著很高的威信，這時就住在復旦中學對面。代表們回來轉述老校長的話：“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學生不出來講話，誰來講？即便沒有交大的同學來，你自己也應該講！”我深深為這位老人感動。這些話隔了70多年，我還是記得很清楚。

　　復旦中學和交大離得那么近，步行十幾分鐘就到交大，我又是在校的住讀生，交大的學生運動十分熱烈，那一段時間我幾乎天天到交大去看。從4月初起，交大便開展了護校運動。那時政府拒不解決學校的嚴重經濟危機，強令交大停辦航海、輪機兩科，并表示交大的校名也可以更改，交大師生便決定在5月13日集體赴南京請愿。政府停止火車的駛行，交大有鐵道管理等系，學生就自己駕駛火車到真如車站附近。因前面很長一段鐵軌被拆、軍警又架設機槍布防，根據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才撤回學校。這些事件也給我很大刺激。還有一次，交大同學們請李平心教授來校在體育館演講，軍警沖入校內，武裝包圍體育館。同學們手挽著手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雙方相持很久，軍警才撤走。我始終坐在現場，這對自己又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江澤民同志那時是交大四年級學生、地下黨員。我后來同他也講起過這件事。

　　不久，暑假到了。我從復旦中學畢業，開始報考大學。那時大學招生是各自出題考試、各自錄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學（北大、復旦、金陵）的歷史系和一所大學（東吳）的化工系。其中，北大沒有錄取，其他三個錄取了。報歷史系，因為我從小就愛好讀歷史。我的母校復旦中學后來送給我一份初中各課成績單的復印件。上面記著：我初一時10歲，英文在補考后才及格，其他課成績大體上是中等，只有歷史得了98分。為什么也報化工系，因為正如那時一句流行話“畢業即失業”，怕讀了歷史系，畢業后找不到職業；而化工是當年民族工業中發展得比較快的，如橡膠、制藥等廠，畢業后較易找到工作。

　　記得我在復旦考作文時，是在子彬院（解放后改名300號）101號大教室。作文題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說》。在復旦中學時，老師規定的作文都是要用文言寫的，所以在中學畢業前沒有寫過白話文的文章。監考的老師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歲，穿了一套白西裝，在考場里走來走去看大家作文。以后我在復旦讀書時常到他家去。上世紀80年代時有一次見到他們，周師母（李冰伯先生）還笑著說：“我們看你長大的。”我說：“我也可以講句老話，我見到周先生時，他比我現在還年輕。”

　　大學那時很難考。復旦史地系是16個考生取1個，共取15人；新聞系更難考，是40個考生取1個。

　　錄取是分別發榜的，登在報上，自己去看，分為錄取和備取兩種，錄取的不去就由備取的補上。我先看到金陵大學的通告，歷史系只錄取7人，備取5人。其他學校還沒有發榜，就先進了金大（章開沅同志也在金大歷史系讀書，比我高一年級）。到南京第一天，先到五二〇慘案發生的珠江路口憑吊，接著參加了新生入學周，注冊聽課。所以我前些年寫過一篇文章《我也是南大校友》，登在南大校刊上。在金大讀了一個星期后，復旦發榜，也錄取了。我家在上海，就從金陵大學退學，回上海進了復旦大學史地系。那時是16歲。四年級同學張靖琳（地下黨員）看到我的學生證，笑著說：“真是個小孩子。”這也不奇怪，抗戰期間許多同學經過多年流浪折騰才上大學，年齡會比較大。我同年級同學一共15人，有的同班同學比我大5歲。

　　北大歷史系沒有錄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寧可同志同年級，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級。前些年，北大請我做歷史系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歷史系開了個全系同學的會，系主任牛大勇教授講了我許多好話。我接著說：“有句老話，不能只講‘過五關，斬六將’，還要講‘走麥城’。我是報考過北大歷史系的，沒有考取；而在座各位同學，都是考北大歷史系被錄取的，比我高明。”

　　二、進入復旦大學

　　復旦在抗戰時期的經歷很特殊，分為兩部分：大部分師生遷到內地，曾在江西、貴州，再到重慶北碚的夏壩，后來改為國立，由吳南軒、章益先后任校長；另一部分遷入日本當時還沒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內，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租界后，仍稱私立復旦大學，后來稱復旦大學上海補習部，仍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長李登輝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和校長章益都是李校長的學生，講了話，所以兩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認上海部分學生的學歷，沒有區別。重慶部分在1946年秋遷回上海江灣原址，并從這年起在上海招生。那時，學生有學號，上海部分的學號以S領頭，重慶部分以Y領頭，1946年統一招生入學的以A領頭。我在1947年入學，學號是B64。

　　抗戰勝利后，上海共有四所國立大學：交大、復旦、同濟、暨南。交大的地下黨和進步力量最強。同濟學生的進步力量最初也很強，但校方很反動。復旦是雙方力量都強，斗爭十分激烈，但進步力量不斷上升。暨南從校方到學生中，反動勢力都很猖獗，但也有黨組織和一定進步力量。

　　進入復旦大學時，我很興奮，因為復旦在學生運動中一直站在前列。入學后卻發現復旦的學生運動當時正處在低潮中，政治空氣相當沉悶。

　　這年暑假中，校方宣布免去張志讓教授的法學院院長職務、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職務，還解聘了洪深、顧仲彝、馬宗融等一批進步教授。五二〇運動中最活躍的學生領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開除，有的被迫撤離。還有四個被捕的同學（孟慶遠、葛嬙月、張希文、李槐奎）沒有釋放，被囚禁在曹園。一進校門，左邊的學生自治會門上貼著封條，不能再進行任何活動，讓人看了就覺得傷心。所有教室下課后就上鎖，防止學生在里面開會。

　　學校的訓導處分課外活動組、生活管理組兩個組，都由特務控制。舉一件我下一年暑假親身遇到的事作為例子：那時我們油印了一份簡單介紹各系科情況的材料，供來報考的學生在選擇志愿時參考。當我發完后走到登輝堂（現改名相輝堂）北面比較冷僻的地方，后面有人悄悄跟過來，突然用手插到我褲袋里。我回頭一看，是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的人員，名叫史遜。平時我們還得稱他為“先生”（即老師），竟做出這樣的事情來。我質問他干什么？他竟回答：“我看看你褲袋裝的是什么？”材料已經發完，他自然一無所獲。生活管理組的訓導員不定期地在晚上到學生宿舍里查房，有時還發現他們躲在室外偷聽室內的談話。

　　這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因此，剛進復旦后有一段不算長的時間，心情很苦悶。

　　經過5月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的風暴洗禮，又讀了一些書，我已強烈向往中國共產黨。但是人海茫茫，周圍有誰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在哪里？我一無所知。當時那種沉悶的空氣中，我能夠做什么？

　　當時能做的只有兩件事：

　　一件還是埋頭讀書。因為我是學歷史的，讀了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只講到義和團事件）。讀了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種書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當時不知道他是誰，覺得很陌生。解放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瀾的“波”，武波就是文瀾。連這樣的學術著作也已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見那時當局的政治控制已更嚴厲。我以前常讀的《周報》《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繼被封。有進步色彩的《文匯報》《新民晚報》《聯合晚報》，也已在這年5月被封。那時看得多的刊物是《時與文》（因為它的發行人程博洪是程潛的兒子，才能出版）和《觀察》，其中除時事評論外，還常有各地學生運動的詳細報道，起著刺激人心的作用。不久也被封了。

　　對我思想影響更大的是讀了華崗所著《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上、下兩冊，實際上就是近代中國革命史。這是以前出版、由別的同學借給我看的，使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歷史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

　　除自己看書外，還和貼鄰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級同學李正開、汪巽人組織讀書會，讀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著、李正文譯的《唯物辯證法》，每讀完一章就集體討論一次，還要將個人的讀書筆記交換著看，最后總是由李正開作總結。這比過去對理論的認識自然加深了一步。李正文是老資格的秘密地下黨員，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大夏大學教授，又是半公開的“大教聯”負責人。上海一解放當了上海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做接管復旦的軍代表，后面還要說到。李正開是地下黨員，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社會經驗豐富，談吐老練，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讀書會這種方式，當時很普遍。它不僅是一起讀書，有時也一起談論時局。

　　另一件事是在進步的同學中串門子，深交了一些好友，主要是兩批：一批是我在復旦中學時可以無話不談的同學邱慎初，還有何志禹，當時都進入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年級讀書。我常到邱慎初宿舍中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級同學也常去聊天，其中有朱乘中，也是地下黨員，我同他也相熟了。另一批是當年新入校的一年級同學，因為處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共同組織了一個相互聯絡感情的團體，叫“新生社”。這個團體，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來去隨便，也沒有指定什么負責人，只是常常組織一些集體活動，臨時一叫就來了。經常參加活動的有五六十人，大體是經過選擇的積極分子，其中數理系的王其健、土木系的何志禹、新聞系的程極明、外文系的張瑛華和廖國芳等，都是新入學的地下黨員，當然彼此并不知道。還有化學系的汪鋆、張曼維，新聞系的梁增壽、武振平、孫錫鈞、陳方樹，農藝系的周久釗，教育系的林蒲添、朱其昌，經濟系的鐘在璞等，都是在那里熟識的，不久都入了黨。史地系的董旭華、韓伯英、高有為等也常參加活動。新生社的活動，一開始并沒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只是組織了兩次到廣肇山莊遠足，還多次組織在一起唱新民歌和跳集體舞等。參加的都是十分活躍的年輕人，政治態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夠相互影響，有什么事，容易一呼百應。一年多后，大多數都參加了黨，至少一直是積極分子，在學校中成為一支很活躍的新生力量。

　　回頭想想，當時復旦黨組織的工作部署相當高明。這時新學年剛開始。學生中的黨員、群眾領袖、積極分子大批因被捕、被開除、過分暴露而撤離以及四年級學生畢業離校而大大減少。一年級同學剛入校，彼此還不熟悉。蔣介石在這年7月4日發布所謂“戡亂總動員令”，國民黨當局加強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沉不住氣，急于提出政治性很強的主張和要求，開展規模大的集中活動，不僅無法成功，還會造成很大損失。在這種不利情況下，還是要沉著隱蔽，勤于交友，耐心地發現積極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團結并教育他們，到條件成熟時，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應，斗爭從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以后的事實，充分證明這樣做是正確的。

　　三、沉悶空氣的沖破

　　由于國民黨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國家的情況越來越壞，絕大多數學生本人和家庭的經濟生活江河日下，同學中的不滿日益增長。入學后兩個多月，一件突發事件，使長時間積壓的憤怒爆發了，那就是于子三事件。

　　于子三是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他不是共產黨員，但為人正直，得到同學們信任。學生自治會副主席谷超豪（以后是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著名數學家）是地下黨員。國民黨當局完全無理地逮捕于子三，并且在1947年10月29日宣稱于子三在獄中用玻璃片割斷喉管自殺，這自然是當局下毒手殺害的。浙江大學校長、氣象學權威竺可楨到獄中看到于子三慘死的遺體就暈過去了。這件慘案自然極大地激怒了全國學生。中共上海市學委通過處于秘密狀態的上海學聯發表抗議書，號召各校同學罷課抗議。

　　復旦黨組織怎樣組織這次罷課？這件事在報上沒有公布。他們先找來圣約翰大學新聞系辦的鉛印的《約翰新聞》，在校內多處張貼，上面不僅有于子三被殺害的詳細報道，還刊登了于子三的遺像。這件事立刻廣泛傳開，激起同學們極大憤怒。然后，由黨員和積極分子在同學中廣泛傳布。那時，有些同學在當局高壓下比較害怕，組織抗議集會或沖出校門去游行集會的條件都不具備。因此，黨組織決定采取突然行動：通知平時有往來的同學中的積極分子，聽到子彬院旁連續急切地敲響平時宣布上下課的大鐘，就集中到子彬院旁去，宣布罷課。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由經濟系同學陳友蓮、史地系二年級同學李承達（地下黨員，和我也很熟悉。后改名李元明，解放后曾留學蘇聯，以后在中央黨校工作）等接連敲響了大鐘。事先通知的或沒有通知的同學們大約有300多人一下擁到大鐘旁，宣布罷課。一些新聞系同學把上一天準備好的抗議的大字報貼出來。我看到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組長梁紹文也趕來，但他們事先沒有準備，一時不知所措。集合起來的同學繞大草坪游行一周，便解散了。傍晚，校方開除了陳友蓮、李承達等九人，還給新聞系女同學唐慧娜等八人記大過兩次。

　　這次突擊式的行動，規模有限，也帶來一些損失。但從大局來看，采取的行動是有節制的，而且沖破了原來校園中的沉寂局面，為下一步更大規模的救饑救寒運動打下了基礎。

　　這個事件對我產生的影響很大。一則看到國民黨政府用狠毒的手段秘密殺害學生，還要說他是自殺，這樣的政府實在太野蠻太無恥了，深深感到不能再對它有任何希望，必須把它打倒。二則親眼看到能有幾百人的隊伍在校園內游行示威，而當局無法阻擋，從而感受到集體的力量、群眾的力量，并且從許多跡象中已隱隱感到這是在地下黨領導下發動的。從此，我的生活便起了極大變化，把我深深熱愛的歷史專業學習放在一邊，也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全身心投入黨所領導的反美反蔣斗爭。

　　在12月22日的日記中，我記下當晚在史地系同學會議上一場爭論中的發言：“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無疑是希望能從歷史的趨勢中看出中國現在將往何處去，……我們不應該把歷史和現實可以一刀分開。”這段發言，很能反映出我當時思想上的變化。

　　這年12月開始的救饑救寒運動，是地下黨領導的有著更廣泛群眾性的運動。它看起來沒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卻進一步沖破白色恐怖的控制，促成學校中群眾運動的再次高漲。

　　1947年冬天，上海氣候特別寒冷。進入12月氣溫驟降，下起雪來，路上結了冰。但街頭上躺著許多因內戰而逃難到上海的難民。他們衣衫襤褸，身無長物。不少人凍餓而死，尸橫街衢。就在復旦所在的魏德邁路（今邯鄲路）轉彎處屋檐下就有一具雪蓋著的尸體，不久就被收尸車收走了。據官方統計，12月上旬凍死街頭的有400人，中旬凍死街頭的有500人，收尸機構已難于應付。當時流行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中有歌曲唱道：“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街道。”同學中家庭清寒、靠公費生存的占很大數量。這首歌到處唱起來，就覺得格外心酸。

　　1947年12月底，寒流襲擊上海，上海學生界開展救饑救寒運動。圖為學生們在街頭向市民勸募寒衣

　　救饑救寒運動是由同濟大學首先發動的。首先是由同濟學生的基督教團契自發地在校內開展寒衣勸募。那時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是喬石。總支研究、決定支持這一正義行動，并發動全校同學參加。12月19日，同濟大學同學成立勸募寒衣委員會，首先出動到街頭勸募。

　　救饑救寒，誰也難以公開站出來反對，連青年軍聯誼會等也貼出布告，要進行勸募。12月24日，校內大多數同學成立了“國立復旦大學十六系科十九社團聯合勸募寒衣大隊”，有1000多人參加（三青團方面稱為第一大隊，但只有幾十人參加）。第二大隊先在校內勸募。12月26日，就分成小組到市區去勸募。同學們手持三角小旗，胸佩統一的救饑救寒紙徽，在大街小巷奔走。還記得募捐時唱了首歌：“募寒衣，請捐助，要募寒衣千萬數，寒衣捐給難民穿，難民冬天沒有衣服。”“一件寒衣一條命，請把你的寒衣捐出來。”勸募時，遇到一些富有人很冷漠，但許多市民看到我們不是他們不信任的“官方”人員、而是大學生們來勸募，就慷慨捐助。我在日記中寫道：“有一家老板送了十件新的棉背心，還有捐到三打新襪。”“回來時遇見別隊同學，又聽到了兩個令人感動的故事：他們捐到一個老太太，親自把身上的棉襖脫下來，還要脫第二件，他們不好意思再要了。還有一家人家也很苦的，母親上去找了些衣服出來，小孩子哭了，母親只好勸他說：‘我買新的給你，我買新的給你。’這是多動人的圖畫啊！”

　　勸募后，還分小組到難民居住區調查，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發給領物憑證。我在日記中記錄了到南市難民區調查的情況：“那面的難民真太苦了。他們怎么住？就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上面用兩根竹撐起了幾張席子，爬進去頭會碰到頂。里面一無長物，睡在泥上，至多鋪些稻草。年輕的人出去討飯，女人把一件衣服都沒有的孩子擁在胸前。這種樣子，真難怪前幾天每天會凍死一兩百人啊。尤其奇怪，我真有些弄不懂，一下雨，他們的住所是如何的不堪設想啊！”

　　隔一兩天，再到難民區的預設地點，按調查時簽發的領物憑證分發衣物，又看到和聽到許多悲慘的事情。

　　這項活動從1947年12月21日至1948年1月6日，共17天。對許多同學來說，實在是一次深刻的社會教育，看到許多以前沒有見到過的底層社會的黑暗面，深深感到這樣的社會非根本改造不可，從而顯著地提高了政治覺悟。這種感受，是在房間里“坐而論道”無法獲得的。

　　在學校內，久被封閉的學生自治會辦公室重新打開，作為勸募大隊的辦公地點；進步同學掌握的各系科學會（沒有包括進步力量未占多數的政治、經濟兩系的系會，只能用政治科學研究會和經濟科學研究會署名）和多數社團對救饑救寒的組織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得到眾所公認；同學們（包括許多原來處于中間狀態的同學）在十多天工作的相處中感情融洽，需要時可以共同行動。學校中政治氛圍發生重大變化，許多以前難以做到的事現在有可能做到了。

　　緊接著，又發生了“九龍城事件”。在1898年租借九龍地區99年的條約中，英國是無權拆毀九龍城的。1948年1月5日，英方卻悍然拆毀九龍城和不少民居，居民無家可歸，還發生流血慘劇。國民黨當局本來同英國政府之間存在著矛盾，又想借此轉移民眾對美國的強烈不滿，因此提出“反英護權”，企圖把不滿和斗爭轉移并局限在“反英”上。

　　上海地下黨決定抓住“反英”的合法性，提出“搶救民族危機、抗議九龍暴行”的口號，把領導權轉移到手里。1月17日下午，全市學生2.5萬多人集中在外灘英國總領事館外廣場上示威抗議。我同復旦1000多名同學參加了，這次示威運動第一次有青年軍復員學生參加。示威同學推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吳振東和同濟大學救饑救寒運動負責人何長城等四人為代表，進入英國總領事館，遞交抗議書。進去后很久沒有出來，又傳聞四個代表被扣留了，群情更加激憤，除了原來的口號外，又喊出“奴才外交要反對”的口號，將矛頭直接指向國民黨當局。直到四個代表出來后，示威隊伍才浩浩蕩蕩地沿著南京路游行到南京路西藏路口解散。

　　為什么英國能這樣欺負中國人？同學們感到就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是屈辱的奴才外交。當隊伍轉到南京路上游行時，群情激昂，還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曲調唱起“奴才外交，要反對；反動政府，要垮臺”的歌來。我在游行隊伍里，很幼稚，也很興奮。跟著唱，覺得能在南京路上高唱“反動政府要垮臺”，十分解氣。這種情景，至今歷歷如在眼前。有些同學還用柏油把呼喊的口號寫在外灘和南京路的大樓墻上，那是很難擦去的。這種自發行動是過激的，不僅暴露自己，而且容易換來軍警的武裝鎮壓。但國民黨當局事前并無準備，最激烈的口號是在從外灘轉到南京路游行時喊出和唱出來的，游行隊伍走到南京路西藏路口就解散了，時間不長，他們也分不清誰在唱誰在寫，所以難以立刻動手，但強烈的反應很快就來了。

　　國民黨當局的矛頭集中指向這段時間內領頭的同濟大學學生。1月14日，同濟校方已宣布開除救饑救寒運動負責人何長城和上海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杜受百兩人。開除何長城的理由竟是勸募寒衣運動中“毀壞公物，藐視師長”。接著，又開除學生九人。21日，同濟學生宣布無限期罷課，仍無結果。學生就宣布在29日去南京請愿。兩個決定，現在看來是過激的，不僅在實際上無法做到，而且必將遭到國民黨當局有準備的殘酷鎮壓，但當時同學中這種感情已難以抑制。這是一個教訓。

　　那時寒假已經開始，留校的同學較少，我還在校。復旦離其美路（現名四平路）的同濟大學工學院和理學院十分近。預先接到同濟同學的通知，就有500多人（大多是學生運動中的骨干和積極分子）在清晨四人一排地列隊從國權路南行到達同濟門外的其美路上。當時同濟周圍還都是農田。其美路上有軍警嚴密把守，但還有各校1000多人陸續繞道經田野趕來。同濟工、理兩院同學也有1000多人突破包圍，沖出校門，集中到其美路。

　　國民黨當局這次下了狠心，作了充分準備，預先調集了8000名軍警，聽說還有從徐州調來的。在其美路上分成五道防線：第一層是馬隊，第二層是架了機槍的保安團武裝軍警，第三層是號稱“飛行堡壘”的摩托車隊和鐵甲車。當時好多人有個說法，叫作“八千對三千”。學生隊伍根本無法沖過去，一直集中在路上，由復旦新聞系同學司徒漢（解放后成為上海樂團很有名的指揮）指揮著同學們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學生隊伍中歌唱聲和口號聲此起彼伏，同學們和軍警相對峙。

　　近中午時，國民黨當局的上海市長吳國楨、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上海警察局長俞叔平來到現場，號稱和同學們“談判”。這種“談判”當然不會有什么結果，只是國民黨當局在拖延時間，進一步調動力量，準備下手。

　　從國民黨當局方面來說，狠心早已下定，動手的時間已到。下午三時多，吳國楨站在一個木箱上宣布：不允許進市區示威，不許前進。接著，馬隊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隊伍沖過來，騎警們揮舞馬刀亂砍。我認識的同學有被馬刀砍傷的，有被馬踢傷的，受傷的有100多人。我熟識的政治系二年級同學張渝民（復旦地下黨總支委員、解放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書長）被馬蹄踏傷，送入醫院治療。同學們從其美路向同濟大學后退，有些同學跌倒在路旁的水溝里。吳國楨在混亂中也跌倒了。我熟識的土木系同學朱承中（地下黨員）把他拉起來，并且阻止憤怒的同學打他。

　　我們退到同濟校內的人，聚集在校內禮堂里，舉行抗議晚會，舞臺正中只有一個鮮紅的字：“血”。會上有講話，也演出抗議節目。1月下旬是冬天，天很快就暗下來，人數占絕對優勢的武裝軍警團團包圍并進入學校，開始在宿舍中搜捕學生。同濟大學地下黨總支書記喬石也在馬隊沖擊時被踩傷，躺在宿舍中，由于同學掩護，國民黨軍警又不認識他，被放過了。

　　到10時左右，禮堂里臺上正演出一場諷刺性的活報劇時，突然一個穿著軍裝的人走上臺來，宣布學生“毆打”了市長吳國楨，并且要求交出同濟學生中的幾個負責人。有同學對我說：“這是警備司令宣鐵吾。”也不知道是不是。同學們立刻手挽著手，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這時，禮堂兩側的大門一下敞開，沖進許多武裝軍警，用木棍槍柄亂打，把同學們押出禮堂，分堆坐在門外的廣場水泥地上。

　　在這個寒冬深夜，在每一堆坐著的同學周圍，就是一圈武裝軍警，用帶著閃亮刺刀的步槍對著我們，還吼著不許講話。我當時頭腦里閃過的念頭：“這不就像電影里看到的‘鬼子進村’嗎？”女同學最可憐，在寒風中凍得發抖，要小便也不許離開。忽然聽到禮堂三樓窗口有人對著廣場高叫：“同學們，不要灰心。”大家都聽到了。三個警察立刻沖上樓去，把他拖下來毒打。后來聽說那是位同濟大學的同學。

　　到了深夜兩三點光景，國民黨當局通知各校校長來“認領”學生。復旦大學校長章益也來了。軍警要學生們排成單人長隊伍，經廣場側門走出廣場，但還在校園內。各人要交出學生證或校徽作為身份的憑證。側門口，除軍警外還有蒙著面的特務，按他們的指認抓人。復旦被捕的有24人（至少有5個女同學），其中大多是我認識或熟悉的。

　　復旦離同濟最近，四五百個復旦同學由武裝軍警拿著帶刺刀的槍步行押送回校。同學們從早晨到深夜，沒有吃過飯，也沒有喝過水。在押送過程中不能講話。前前后后，相繼都哼出沒有唱出歌詞的曲調。但大家都熟悉，那就是：“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生要站著生，死要站著死。天快亮，更黑暗，路難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們骨頭硬，爬起來，再前進！”

　　押送的軍警們不知道學生哼的歌詞是什么，只要你不唱出來，他們也不干預。70多年了，這個曲調，這些歌詞，仍能在我耳邊響起。

　　因為這次事件，校方給我記大過處分。

　　四、入黨前后

　　寒假很快過去，新學期開始了。校方加強了高壓。但憤怒化為深思，思想上的變化變得更加深沉。

　　對我來說，在新學期開始后這段時間內，引起我思想進一步變化最明顯的，大概是兩件事。

　　一是開始讀到一些傳來的中國共產黨文件，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這以前，我雖然也讀過不少馬克思主義書籍，但基本上是理論著作，多少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知識，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這當然需要，但顯然不夠。此時在進步同學的幫助下，能讀到一些秘密流傳的黨的文件，雖然不多，卻是直接讀到了黨對中國現實社會生活的種種分析和主張。那時復旦只有一個特殊地方，是新聞系主任陳望道主持的新聞館，許多進步同學在那里。因為他們對我已有了信任，就拿給我看黨在香港繼續出版的《群眾》周刊，那是經過偽裝的，有的封面上的刊名是《茶亭雜話》。至于毛澤東同志著作和重要文件，通常是油印流傳的。許多同學的宿舍是過去日軍占領時蓋的很矮的兩層小房子，那時叫淞莊，現在叫第六宿舍。拿到這種材料時，因為要細看，不看時便放在宿舍兩層間廁所的抽水箱頂上，看完了就繼續傳走。放在這個地方有好處：樓上住了六人，樓下住了四人，材料萬一被訓導員發現，誰都可以推說不知道是哪個人放在那里的，也很難有證據可查。

　　當時讀到的毛澤東著作，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篇：

　　一篇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篇文章，在今天有的人看來，似乎已是耳熟能詳。但當時給我的感覺卻是極大的震動。以前，對國民黨和舊社會看到的還是一件又一件不顧國家民族命運、專制黑暗令人深惡痛絕的具體行為，對共產黨基本上也只是感到它是正義的、正在創造一種新社會、使人充滿希望的黨。這些還只是《實踐論》中所說“認識的感性階段”。讀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對中國的社會、各種社會力量、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等，說得井井有條，一目了然，并且說到了根本。這種觸電似的感覺，也許是今天一切都已了然的人不易想象和體會得到的。

　　另一篇是毛澤東在1947年12月所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篇報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政治綱領、軍事原則等都作了系統而明確的闡述，這些都極重要。而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對形勢的分析。那時候，在國民黨統治區，進步報刊大體都已被封禁，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在一般老百姓中幾乎無人讀、無人信。我們每天勉強看的只有《大公報》。給人們的印象，是國民黨軍隊正在不斷向解放區圍攻，解放軍的處境似乎還很困難，使人多少有些擔心。但這個報告一開始就響亮地宣布：“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盡管我們對局勢發展的具體情況了解還不多，但報告最后的“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12個字給了我極大的鼓舞。記得當時我常用這12個字勉勵周圍可信任的同學，以至直到今天這12個字在我頭腦里仍留下無法忘卻的記憶。

　　這些是我在思想上的重大進步。

　　在組織結構上，當時地下黨采取了一個重要措施：在各系成立秘密的“核心小組”。拿史地系來說，共七個人：四年級的張靖琳，三年級的呂明倫、傅道慧，二年級的陶承先、關郁南，一年級的卓家瑋和我。其中，張靖琳、呂明倫、卓家瑋三人是地下黨員，也是史地系的全部黨員，又分屬不同系統；而其他四人，到這年冬天都已先后入黨。

　　“核心小組”的工作大體上有以下幾項：一、傳達上級指示（當然不能說是黨的指示，只能說是“上海學聯”的指示）；二、分析系內情況，特別是各種類型群眾的思想情況；三、布置下一步工作和工作中要注意的問題。

　　這種“核心小組”實際上成為擴大的黨小組，比原來靠很少幾個黨員分別做工作要有力得多。現在不少人一講地下黨，很容易想成是做秘密的情報工作。其實，做情報工作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黨員做的主要是群眾工作，首先是做各種類型群眾的思想工作，在此基礎上組織各種群眾性活動（當然，到上海解放前夕，對本地區的重要情況進行調查，為接管作準備，那是要很多人做的）。對參加“核心小組”的非黨員積極分子來說，也是從個人自發行動到有嚴密組織地工作，是很實際的訓練。

　　把這兩條綜合起來看：思想提高和組織訓練確實為自己從黨外積極分子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作了準備。

　　寒假后新學期開學，不久就接近這年4月了。學校中的政治氣氛和力量對比同我們入學時相較已發生巨大變化。進步學生在“迎接紅五月”的口號下，組織了一系列規模不很大的活動，包括：組織同學到杭州集體春游，聯絡彼此間的感情，并到于子三墓前致祭；為爭取增加公費生名額，部分同學絕食、在校內游行，并到校長辦公室外靜坐請愿，最后以部分貧困同學改為師范生而享受免費待遇結束；因國民黨當局派人到國權路茶館搜查正在那里聚談的新聞系同學楊貴昌（解放后在山東大學教哲學）而宣布罷課一天；在5月4日，到交大參加上海學生舉辦的“五四”晚會等。最后集中起來形成“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大規模運動，這在下面還要講到。

　　國民黨當局在復旦已難控制局面。有時在校門里側貼出一些由三青團、青年軍聯誼會、蘇北同鄉會、新血輪社等署名的反對進步學生運動的大字報。記得有一次還刷出“警告復旦的土共們”的大標語。所謂“土共”，是指復旦地下黨。那時國民黨報紙上常把分散在地方上的中共游擊隊稱為“土共”，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復旦的地下黨在哪里。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國史學會原會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