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對人臉識別進行規范。其中明確，賓館、商場、銀行等經營場所濫用人臉識別均屬侵權。對于業主不同意“人臉識別”進小區的，小區物業應當提供替代性驗證方式，不得侵權。

　　日常生活中，人臉識別在各種場景中得到越來越多推廣運用，由此帶來的隱私保護擔憂也在社會中彌漫。畢竟，作為一種敏感的生物學信息，人臉具有唯一性和不可篡改性。人臉信息一旦泄露，那就是不可逆的，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將是終身的，由此帶來的危害也就防不勝防，難以估量。

　　然而，公眾的擔憂，依然擋不住人臉識別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大舉進軍。一些商家為了管理的需要，要求消費者強制刷臉。此前，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就因“強制”要求年卡用戶刷臉入園，被消費者告上法庭。一些小區以保護小區安全為由，上馬人臉識別設備。此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就因遇到“不刷臉不讓進小區”的情況，公開發文質疑這種做法的必要性，引發輿論的關注。

　　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企業會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非法采集人臉信息。比如，媒體曾曝出，為了精準識別顧客，國內許多地房產公司的售樓處都裝有人臉識別的設備。今年的“3·15”晚會上，也曝光了一些科技公司幫助企業進行大規模“偷臉”的行為。而在校園里，人臉識別也在悄悄侵入。人臉識別不僅被作為門禁和打卡的設備使用，甚至還與人工智能相結合——學生上課打瞌睡、玩手機，都逃不過人臉識別系統的“法眼”。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發布司法解釋捍衛“人臉安全”，堪稱及時和必要。目前，我國對人體生物信息采集的規定仍主要體現在個人信息保護層面，在《民法典》《網絡安全法》等法律中有相關條款，但并沒有專門的立法規范。這一司法解釋對于《民法典》《網絡安全法》等法律作出更清晰的闡釋，劃出了人臉識別技術的法律紅線，回應了社會對于法律與時俱進的期待。

　　比如，司法解釋明確，物業不得強制將人臉識別作為進出入小區的唯一驗證方式；處理未成年人人臉信息，必須征得監護人的單獨同意；應用軟件不得強制索取非必要的個人信息等等。這些解釋，都明確向“人臉換便利”“人臉換服務”的變相強制說不，明確了相關主體的責任和義務，讓法律成為公民維權的有力后盾。

　　在新技術快速推出和迭代的當下，法律對于公民權利的保護，往往會遇到新的挑戰，相關法律條款的模糊和粗疏，給了一些企業以違法越權的可乘之機。對此，通過司法解釋，及時填補法律漏洞，讓相關法律條款更細化和具體化，給司法實務提供準確指引，就顯得非常緊迫和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說，最高法院此次的司法解釋，不僅使得法律在捍衛“人臉安全”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更為司法解釋的與時俱進樹立了一個標桿。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釋放出加強個人信息保護的又一個強烈信號，但也要看到的是，保護“人臉安全”，僅靠一紙司法解釋仍然是不夠的。人臉信息雖然屬于我們每一個人，但作為個人，卻往往無力保護自己的這一敏感信息。這就需要從立法到監管的行動，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合力，如此才能構筑起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強大防火墻。也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規避人臉識別技術的風險，全面終結人臉信息的“裸奔”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