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戰線，共同的信仰。隱蔽戰線的革命前輩生前大都默默無聞，卻為共和國留下了一座座歷史豐碑。

　　歷時三代人找到革命真理

　　被譽為“一個人能頂幾個師”的熊向暉，年輕時通過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逐漸感受到一股進步的力量。即便那時他連長征都不一定知道，卻受到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地要去找共產黨。這就是追求進步、追求信仰。

　　從事黨的秘密情報交通工作、被稱為革命“紅色血脈”建立者的吳德峰，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時期，也諄諄教誨子女：“我們家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從‘維新變法’經過‘辛亥革命’，歷時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真理。”這是他一生的堅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我們黨第一部電臺發報員、紅色密碼通訊第一人張沈川，始終堅信共產黨的事業是正義的，是真正為國為民求解放的。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默默奉獻以及不圖名利、無怨無悔，始終裝在他的腦子里。

　　張沈川曾三次遭到國民黨通緝、三次生重病，還坐了六年半的國民黨大牢。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嚴重傷寒加肺結核，特科領導看后都要求為他準備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術，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壓縮，不能呼吸，實際已成了個殘疾人。但是，這一切都沒能動搖他對黨的事業的信念，沒有摧毀他為國為民奮斗的決心和信心。

　　被傅作義稱為自己“左膀右臂”的地下黨員閆又文，直到去世前也沒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他從干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帶著犧牲精神，從來不求名求利。

　　在最危險時期幫助了黨

　　在反共高潮時期，地下黨組織遭受破壞，一些黨組織緊急撤離。因形勢危急，走的時候都沒有來得及留下聯絡方式。這個“斷線”的過程，是非常考驗人的。因為得不到組織的指示，有的人選擇了撤離。但更多的人依然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發揮作用、進行活動、開展工作。這個堅持是非常有意義的。

　　楊登瀛原名叫鮑君甫，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影響去日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時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回國后即參加五四運動。因其有著廣泛的社會關系，內心又同情革命，逐漸為特科工作。

　　1928年，經陳立夫、張道藩推薦，蔣介石任命楊登瀛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由此，鮑君甫正式化名楊登瀛，開始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活躍于上海灘。

　　在周恩來、陳賡的直接領導下，楊登瀛不僅為我們黨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而且參與營救任弼時、關向應、彭湃、楊殷等同志的行動，協助偵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陳尉年、黃第洪的行蹤，以及報告山東省委書記叛變等情報。這是發展使用非黨情報員的一個成功范例。

　　1931年4月，楊登瀛被捕入獄，遭到國民黨的恩威兼施，卻始終未供出共產黨的任何情況。1949年，當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時，楊登瀛在南京街頭靠擺紙煙攤為生。1969年，楊登瀛走到了生命的盡頭。臨終前，他對子女說：“我不是特務，也不是什么內奸，周恩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在彌留之際，召見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告訴了他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周恩來囑咐：“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險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楊登瀛在關鍵時刻沒有叛黨，源自他堅定的理想信念。他的一生，只有對革命的付出，卻別無他求。

　　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吳德峰出身于一個顯赫的官僚大地主家庭。了解他的人說，別人是因為窮干革命，吳德峰卻是帶著萬貫家財來干革命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吳德峰出任中共贛西南和贛北特委書記。1928年春，由于江西省委出現叛徒，他果斷地將特委有關人員轉移。幾經周折后，吳德峰在上海見到聶榮臻，與黨組織重新接上了聯系。

　　吳德峰常講，間諜，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隨時準備為黨、為革命犧牲一切直至生命。他在領導西安情報工作時，就將兩把長征時用過的手槍放在堂屋正面墻上的佛龕里，一旦遇緊急情況就可取槍自衛。他還與夫人相約，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甘當無名英雄，是長期在蔣介石身邊擔任速記員的地下黨員沈安娜一生的追求。當時，沈安娜夫婦盡管都有較為體面的工作，但薪水微薄，再加上物價飛漲，只能勉強糊口。當國民黨元老推薦她做立法院委員時，雖然這意味著將有很高的收入，但為了能夠繼續在速記員的位置上為黨收集情報，沈安娜毅然婉拒了這一“美差”。

　　1931年4月24日，黨中央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叛變。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獲知訊息后，派他的女婿劉杞夫連夜趕到上海，通知了李克農。李克農深知情況危急，立即出門向黨中央報警、通知戰友轉移，以致顧不上跟家人打招呼。

　　4月27日一早，李克農的妻子像往常一樣帶著孩子外出買菜。一個好心的鄰居跑來說，國民黨軍警把你家包圍了，快跑吧。李夫人不清楚發生了什么情況，也不知道向誰求助，只得帶著孩子在街頭流浪，晚上就睡在菜市場的石桌上。直到一周后，孩子在街上認出了曾經和爸爸李克農一起工作過的人，這才擺脫了困境。

　　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兒

　　中共中央交通局建設和運作的地下交通網絡，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1927年至1936年），不僅完成了繁重的傳遞運輸任務，而且不曾遭到敵方大的破壞，也沒有遭受大的人員損失。這與嚴格的紀律與自律是分不開的。

　　交通工作創建伊始，吳德峰就領導制訂了《秘密工作條例》：一、不允許發生任何“橫向關系”；二、機關所在地，只允許上級了解下級的，下級不允許了解上級、隔級和兄弟機關的；三、不該問的人和事不問，不該看的文件不看，不該傳播的不傳播；四、堅守崗位，不允許到群眾斗爭場合，不許照相；五、寫過的復寫紙、印過的蠟紙和有機密文字的紙屑要及時燒掉。吳德峰還進一步明確，對秘密工作要“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

　　吳德峰不僅嚴格要求交通局工作人員，而且對自己和家人也嚴格自律。當時，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同志常常在他家里開會。他總是安排好后就回避，避免發生橫向交錯關系。他的夫人站崗放哨時，也是不看、不聽、不問。

　　吳德峰夫婦與周恩來聯系密切，卻從無工作之外的接觸。據介紹，吳德峰夫人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間從未見過鄧穎超，還是后來轉移到中央蘇區時才認識的。

　　按理說，傳奇人物應該有許多故事、許多秘密，但李克農從來不對家人談論工作上的事情。李克農的孩子們也懂得規矩，不該問的從來不打聽。如今，李克農已經走了，他究竟帶走了多少故事、多少秘密，成了永遠的秘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大憾事，但這正是隱蔽戰線工作的特點。

　　1942年1月，周恩來規定了建設堅強的、戰斗的黨組織的幾大條件。

　　例如，要使黨員成為隱蔽的、堅強得力的、與群眾有聯系并善于影響和推動群眾的干部；要使黨的領導機關有獨立領導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錯誤，要能認識和改正錯誤，要善于估計情況、運用策略，創造各種各樣的工作方法，使黨的方針能在每一項實際工作（組織的改編、干部和黨員的審查、反奸細的斗爭、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體現出來。

　　又如，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況，特別是其歷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要做到凡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首先要解決的便是進入國民黨、三青團、工人團體、學校中的合法組織、農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機關中去工作，去實現黨的抗戰、民主、進步的方針。

　　再如，要善于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相配合，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開宣傳和秘密宣傳相配合，黨外的聯系和黨內的聯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這些規定具有穿越時空的力量，也是對我們黨隱蔽戰線歷史功勛的一個很好注解。

　　（作者單位：上海市文史研究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