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全面加強國家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是確保人民幸福安康、社會繁榮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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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項重大任務。生物安全攸關國家安全，影響發展利益，關乎人類福祉。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全面加強國家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是確保人民幸福安康、社會繁榮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舉措。

　　順應自然規律的科學決策

　　疫病一直是威脅人類生存的頭號敵人。一次嚴重的瘟疫，堪比一場慘烈的戰爭。在世界歷史上，每次瘟疫的發生都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和極大的社會混亂，天花、霍亂、鼠疫等重大瘟疫甚至影響到人類歷史進程。公元165年至265年，古羅馬發生5次大規模鼠疫，一次比一次慘烈，曾經不可一世的古羅馬帝國走向衰落。14世紀，黑死病肆虐歐洲，嚴重時死亡人數超過2500萬，占到當時歐洲總人口的30%以上，深刻改變了歐洲政治格局。中國明萬歷年間，山西開始出現鼠疫，到崇禎十六年傳入北京，為清軍入關問鼎中原創造了歷史機遇。

　　在與疫病作斗爭的過程中人類取得了豐碩的文明成果。在人類文明的蠻荒時代，疫病的診斷與治療往往與神秘的巫術結合在一起。在與疫病的不斷斗爭中，一些醫學科學成果和治理經驗不斷出現。比如，在我國古代，醫學典籍有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唐代孫思邈的《赤散辟溫疫氣傷寒熱病方》，疫病預警有 “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 等民謠童謠，專門隔離瘟疫的機構有隋唐的“癘人坊”、宋代的“安濟坊”。

　　人類文明發展至今，生物領域安全依然嚴峻，艾滋病等傳染病、蝗災等生態災難依然肆虐，人類仍然沒有徹底有效的應對方法。人類的歷史大約只有300萬年，人們就是在尊重和順應自然的前提下才慢慢發展到現在的。尊重自然規律就是尊重科學，這是人與自然相處應秉持的首要態度和基本原則。違背自然規律就是違背科學，就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黨中央決定將生物安全提檔升級，納入國家安全體系，是尊重和順應自然規律的科學決策，是應對國家安全威脅不確定性風險的理性選擇。

　　應對生物安全的戰略安排

　　生物安全不僅包含非典、新冠肺炎這樣的傳染病疫情，還包括更為豐富的內涵。比如，出國不能隨便攜帶未經檢疫檢驗的動植物產品出境，市場上不允許未經檢疫的動物產品出售，以及禽流感、非洲豬瘟直接影響到市場肉價的波動等，這些都是與我們日常生活直接相關的生物安全問題。

　　面對生物安全領域的挑戰，國際社會也積極應對。近年來，聯合國陸續通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等國際公約，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線。許多國家把生物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積極搶占生物安全領域攻防體系的戰略制高點。德國將傳染病直接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英國、澳大利亞等國把安全部門納入到公共衛生體系之中。美國提出生物盾牌計劃、生物監測計劃、生物傳感計劃，部署了一系列具有軍事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一些西方國家還秘密研制基因武器、微生物武器、生物智能機器人等，直接用于國防和軍事領域。

　　可見，生物安全不僅事關人民健康，影響經濟運行、社會安定，而且攸關國家安全戰略全局。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反映出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勢和短板。比如，我們處置危機的執行力和動員力很強，但預警預防風險的能力有待提高；我們應對確定性危機的能力很強，但應對可能性危機的能力還不足；我們集中資源的能力很強，但調配運用資源的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等等。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契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需要。黨中央要求盡快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就是為應對國家生物安全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

　　確保文明賡續的長遠之計

　　當人類進入到工業文明時代，人們對自然的理念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由“依賴”“利用”變成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瑪雅文明等古文明之所以衰落、消亡，其共同根源就是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銳，導致生態破壞和環境惡化，使得這些文明最終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中華文明之所以維系了五千年而沒有中斷，中華民族尊崇“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歷史文化傳統居功至偉。歷史昭示我們，面對自然，人類依然渺小；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發展速度，以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道路，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危機，黨中央適時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就是要著力建設人類和其他生物共同的生態家園。相隔17年暴發的非典、新冠肺炎兩次疫情，向我們發出了警示，生物安全的“防火墻”筑不牢，生物安全的“黑天鵝”就可能阻滯社會發展進程，甚至危及全人類的生存。

　　將生物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層次，是黨中央著眼國家長治久安、人類文明永續發展作出的長遠謀劃。現代國家的安全問題，遠比歷史上的國家安全問題要復雜得多。正在迅速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又比今天世界上其他大國面臨的安全問題更為突出和尖銳。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是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豐富和發展，使得國家安全總體布局的內涵更加豐富、體系更加全面。保護生物資源、促進生物技術健康發展、防范生物威脅，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是負責任大國的使命擔當。筑牢國家生物安全的“防火墻”，既是疫情的倒逼，也是中國的警醒，更是對全人類的貢獻。

　　李志軍（國防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全國青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