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武堂】

　　作者：李蘇鳴，系退役少將，軍事科學院特聘首席專家、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

　　所謂軍事語言能力，是指根據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需求，國家和軍隊運用語言資源實施或保障軍事活動的能力，是國家語言能力和軍事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軍隊戰斗力在語言應用方面的體現。

武警某部機動第八支隊官兵拉練中，宣傳隊員鼓舞士氣。朱雄攝/光明圖片

　　1.屬性

　　軍事語言可以成為作戰“武器”和特殊的戰術技術手段直接用于作戰行動，這一觀點不但在當代軍事語言研究中得到普遍認可，在古今中外作戰實踐中也有諸多戰例可援。《六韜·龍韜·王翼》中曾記載：“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暗忽往來，出入若神。”這段話描述了古代作戰行動中運用“伏鼓旗”，明確部隊視聽信號以統一指揮；制作假符節，發布虛假命令用以迷惑敵軍等戰法。在現代戰爭中，軍事語言戰法的運用更是普遍。以被廣泛利用于戰爭的戰地傳單為例：據相關統計資料，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6個月，英法聯軍使用氣球和飛機向德軍投撒傳單4730萬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紅軍印制散發了27億張傳單，使用了20多個語種。在海灣戰爭中，美軍對伊軍戰俘的調查統計結果表明，伊軍官兵看過美軍傳單的人數占98%，相信美軍傳單內容的人占80%。戰地傳單，這種簡明便捷的話語成品，成為現代戰爭中應用極為廣泛的語言“武器”，在戰場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軍事語言能力是一種特質戰斗力的觀點，與戰斗力要素理念完全相應。戰斗力要素包括人、武器裝備以及人與武器裝備的結合，軍事語言能力也是如此。首先，軍事語言是一種特殊的作戰武器。作戰偵察、作戰動員、作戰部署、作戰指揮、作戰通聯、作戰協同……每一個作戰環節都離不開語言工具。在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中，語言甚至就是主戰武器。其次，軍事語言人才是武裝集團的特殊力量。軍事語言是重要的軍事資源，是戰斗力中類似于武器裝備的因素，而掌握作戰所需語言資源的人才隊伍，則是戰斗力中人的因素。最后，軍事語言能力是人與語言的結合。語言資源的軍事價值，主要體現于武裝集團成員對語言的熟練掌握和有效運用。離開了熟練使用語言資源的人，語言的作戰武器功能也無從體現。換言之，軍事語言能力，就是能夠熟練掌握各語種及其承載文化，用于實施或服務保障作戰行動的人才隊伍的能力。

　　2.特征

　　軍事語言能力作為一種特質戰斗力，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對抗性。作戰行動中，敵對雙方的語言戰行動都是針鋒相對、互為對抗的。這也是軍事語言作戰功能的基本體現。英國著名宣傳家坎貝爾·斯圖爾特爵士認為：“當宣傳是一種武器，并按其威力能夠換取幾個軍旅時，便普遍地深受大家笑意相迎。”我軍在抗美援朝期間，根據朝鮮民族傳統，利用“8·15”朝鮮解放紀念日和中秋節，向李承晚偽軍展開政治攻勢，散發傳單137萬多份，對敵軍產生了重大的心理毀傷效應。這種以話語成品為武器的軍事語言作戰行動，在朝鮮戰爭中大量出現，對抗尖銳，博弈激烈。

　　二是軟殺傷性。實施語言作戰時，以語言符號為基本工具，利用與作戰目的相符的話語成品所產生的特殊效應，實施輿論上、心理上、法律上和道義上、價值觀上的攻勢或守勢。這種攻勢或守勢雖然不具硬殺傷性，但其綜合效應不容輕視。1917年底，德國軍事法庭曾公開審判4名英軍飛行員，認為他們投撒的傳單誣蔑和中傷了德國政府和軍隊，對德軍的聲譽和士氣造成了重要的負面影響。在作戰中，德軍對英法軍隊的戰地傳單等話語成品的作戰效應極為恐懼，勒令官兵上交英法軍隊投撒的傳單，甚至花錢收購官兵和民眾撿到的傳單。

　　三是體系性。語言戰的體系性特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語言戰是交戰雙方在輿論、心理、法律和道義、價值觀等方面的體系對抗；其次，語言戰的毀傷效應并不是直接體現在生命和肉體上，但其作戰效應往往是全方位的。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一書中認為，德國之所以戰敗，并非由于軍事戰略的失誤，而是由于英國的語言炸彈摧毀了德國的戰斗精神。

　　3.效應

　　軍事語言能力的戰斗力效應直接體現于語言戰的戰法和效能之中。軍事語言戰法，是指運用軍事語言手段直接實施或服務保障作戰行動的方法。綜觀古今中外戰爭史，語言作戰的戰法應用豐富多彩，既有體現為攻勢的語言戰法，也有體現為守勢的語言戰法；既有用于公開宣示的語言戰法，也有用于隱真示假的語言戰法；既有旨在動員戰力的語言戰法，也有旨在心理攻勢的語言戰法，等等。這些語言戰法充分體現了軍事語言能力的戰斗力效應。

　　軍事語言能力的守勢效應，是在作戰中應用軍事語言實施防御性行動的綜合效應。語言作戰的防御性行動應貫徹積極防御戰略思想，科學謀劃運用語言手段實施守勢中的情報偵搜、戰場偽裝、誘敵誤判、抵御進犯等有效戰法，為轉入主動攻勢創造有利條件。情報偵搜、研判是作戰行動中語言手段應用的普遍功能，主要戰法是對各類原始情報實施戰場話語信息甄別，以達成準確判斷敵情的目的。《孫子兵法·行軍篇》中，多處形象地論述了如何通過分析戰場環境中軍事語言運用特點，準確研判作戰態勢。例如：“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意即：敵軍措辭謙卑而同時卻加緊戰備的，是準備發動進攻；敵軍措辭強硬而且又擺出進攻姿態的，是準備實施退卻。在戰爭中，通過仿言擬語等手段實施戰場偽裝，以迷惑敵方的語言戰法已被廣泛應用。從實戰情況看，語言偽裝手段較多被用來對敵方和敵對國民眾實施蠱惑。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都采用了語言偽裝的戰法來迷惑敵對國。一些化名播音員都是諳熟對象國語言、特定方言及其表達方式的專家，他們在宣傳中刻意使用對象國相關地區的濃重鄉音，以富于地方特征的語音語調，進行蠱惑人心的宣傳，一時征服了成千上萬人心。如主播“哈哈爵士”以牛津鄉音歷數糧價上漲、軍需業獲利、政府拒付戰死者親屬撫恤金等情況，極力散布失敗主義和德國不可戰勝的神話，使英國民間到處彌漫著悲觀情緒，人民的斗志受到極大削弱。

　　重言障目也是一種重要的語言謀略戰法。“重言”本是一種修辭方式，是指通過重疊單字以加強描寫效果，如“桃之夭夭，灼灼其華”。這里借用于指稱重復使用虛構的話語成品以造成相互印證效果的語言戰法。1941年初，日本決定偷襲珍珠港。為麻痹美軍，日軍運用重言障目的語言戰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拋出同一“示和”主題的話語。先是用9個月時間與美國反復談判關于日美太平洋共同利益問題，又利用東條英機就任首相之機發表求和言論。這些同語反復的手段使美軍統帥部形成了思維定式：日本是有誠意與美國和平共處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機群成功偷襲珍珠港，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到毀滅性打擊。

　　軍事語言能力的攻勢效應，是在作戰中應用軍事語言實施進行性行動的綜合效應。語言作戰的進攻性行動較多地應用于戰爭中的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通過各種語言戰法實現宣示戰旨、威懾恫嚇、策反攻心、瓦解離間等語言作戰的攻勢效應。從心理攻勢功能看，以箴言諍語實施攻心，是戰爭中應用最為廣泛的進攻性語言戰法。1948年12月7日，國民黨第85軍23師被我軍全殲一個整團。次日，該師師長黃子華接到劉伯承、陳毅的信件。信稱：貴軍現已糧彈兩缺，內部混亂，四面受圍，身臨絕境……貴軍覆沒命運亦已注定，汝等又何必為蔣介石一人效忠，與人民為敵到底。語云：識時務者為俊杰。望三思之。10日，黃子華率殘部向我軍繳械投誠。喻言隱語暗示戰法也常應用于對敵軍的心理攻勢。1941年德軍建造了幾十艘潛水艇并急于下水成軍，需要緊急招收潛艇水兵。正當一些青年擬報名參加潛艇部隊時，美國海軍代號為OP－16－W的秘密部門，精心設計并向德國投送了這樣的傳單：潛艇被描繪成“鋼鐵棺材”，并附文字說明“潛水員危險、壽命短，長時期與外隔絕……”。這種語言暗示，動搖了許多擬參加潛艇部隊的德國青年，德海軍招募潛艇水兵的工作因此后延數月。利用虛言假語對敵方實施詆毀，也是一種語言戰法。1918年春季，英軍曾向全世界作過德國開設“尸體榨油廠”的宣傳。這一虛構的話語，在英國國內以及協約國、中立國甚至敵國都產生了極大反響。受眾自然地把肥皂制作工藝與德國的化學技術聯系起來，把尸體成為肥皂制作原料與法西斯的殘忍暴虐聯系起來，虛構的話語很快收到了既定的宣傳效果，甚至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仍然相信這就是事實。

　　語言符號系統是戰場信息的主要載體，戰爭中的制信息權也體現為先聲奪人的制話語權。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現為以軍事語言為作戰武器的語言戰。在深入分析軍事語言本體特點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信息化戰爭的需要，研究探索如何在信息化戰爭的全過程各領域中充分發揮軍事語言的戰斗力效用，積極營造軍事話語優勢，并將其有效轉化為決策優勢和行動優勢，這是軍事語言學嶄新課題和重要使命。

　　（此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軍事學項目《軍事語言學概論》階段性成果。）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0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