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中下旬，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多家報紙陸續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啟事》以伍豪的名義，宣稱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脫離共產黨，并用醒目的標題登在報紙顯著的位置上，這在當時的黨內外無異于發生了一場地震，因為伍豪是中共黨內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的筆名。而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其實是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總干事張沖一手炮制的一場騙局，目的是污蔑周恩來、分化和瓦解中國共產黨。

　　據馬雨農的《張沖傳》記述，中共中央特科組織三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后，張沖即帶人搜捕周恩來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潛伏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及時向中共中央通報，張沖的行動全都撲了空。他不甘心失敗，又與部下密謀策劃，親手炮制了《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騙局，以此來吸引中共黨員前去自首，從而達到分化、削弱中共的革命力量的目的。從內容來看，《啟事》確實很具有迷惑性，它對中共并不刻意丑化、也不惡語相向，用語極講究分寸。對于國民黨的陰謀，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反擊辟謠。先是在《申報》上刊登了一條“伍豪先生鑒”的啟事，予以間接拆穿國民黨的陰謀，同時在上海散發《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宣傳單；其次是利用自己的宣傳陣地辟謠，在黨內刊物鄭重聲明，這一切都是“瘋狂的白色恐怖”，“是國民黨造謠污蔑的新把戲”；再是聘請法國名律師在《申報》醒目位置刊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周少山是周恩來的另一別名）公開辟謠。

　　由于中共中央辟謠舉措及時得當，這一陰謀在白區并未收到實際效果；但是，消息傳播很快，謠言不久就傳到中央蘇區。事實上，張沖炮制的這個陰謀存有很大漏洞，因為在1931年12月底，周恩來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已經離開上海來到了中央蘇區；此時，他在瑞金已正式上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這一職務原來是毛澤東代理的，在上東華山之前，毛澤東已向周恩來交接完工作。

　　在東華山休養的毛澤東得知這一謠言后，為保護同志、穩定人心，為蘇區革命消除負面影響，非常重視對這個事件的處理，親自寫好布告嚴正駁斥這一偽造啟事，以正視聽。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2年2月下旬，為揭穿國民黨反動派制造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陰謀，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出布告，指出：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登載伍豪等的冒名啟事，宣稱脫離共產黨，‘而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里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于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蔑’。”因為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具有崇高的威望，再加上他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出布告，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誣陷周恩來、分化革命力量的陰謀徹底破產。

　　據周恩來侄女周秉德所述，毛澤東對這個事件曾有過三次表態，上述情況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67年5月，江青意欲借此生事；周恩來因此寫信給毛澤東，并且搜尋、整理好當年的辟謠資料一并呈毛澤東閱示，毛澤東批示：“伍豪事件及其相關材料交文革小組閱，存。”第三次是1968年1月，北京大學一位學生又寫信反映“伍豪事件”，毛澤東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革命征途漫長而且充滿無數艱險，正是有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肝膽相照、同舟共濟，中國的革命事業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原文刊載于《百年潮》雜志2019年11期《毛澤東在東華山》，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工作人員）

　　作者：朱萬紅

　　編輯：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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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北京電影制片廠1979年電影《報童》劇照，圖文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