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近日，京津冀地區遭遇重度霧霾天氣，焚燒秸稈制造的污染物被認為是罪魁禍首。環保部衛星遙感巡查監測數據顯示，10月1日至6日，全國共監測到疑似秸稈焚燒火點376個，主要分布在河南、山東、安徽等地。值得玩味的是，這些省份都制定了嚴格的“禁燒令”，甚至有領導干部因督察工作不力而被處分。

　　多地發布升級版“禁燒令” 仍有人頂風作案

　　中央氣象臺5日傍晚發布霾黃色預警，京津冀等地有霾，部分地區重度污染，霧霾天氣將持續至7日白天。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稱，環境衛星遙感監測顯示，華北平原區域有較密集的秸稈焚燒火點，排放大量污染物，與不利氣象條件共同作用，造成了當前較大范圍的區域性污染。同樣的情景似曾相識，去年10月上旬，霧霾襲擊華北大部分地區，監測顯示，秸稈焚燒這種“特殊污染源”加劇了空氣污染。

　　近年來，隨著對環境保護的日益重視，從各部委、省區市，到地市、縣甚至鄉鎮，一到秸稈禁燒季，都會重申政策、發布通知，禁燒區內的各種口號標語隨處可見。在一些地方，對禁燒秸稈的態度很明確，層層簽署責任狀，要求“嚴密布控、嚴防死守”，河南、安徽等地基層干部因禁燒不力被問責甚至被免職也不止一次。

　　日益嚴苛的規定和問責，并未縛住秸稈焚燒這匹脫韁的“野馬”，一到季節就會發作。環保部環境衛星秸稈焚燒火點監測周報顯示，今年9月28日至10月4日，共監測到秸稈焚燒火點273個，涉及8個省份，31個市，78個縣，其中河南火點186個，山東56個，兩省占全部火點的近九成。

　　“禁燒令”之下，秸稈該何去何從

　　若變成再生資源，豈不是皆大歡喜？

　　在若干年前，秸稈是上好的牲口飼料，也是生活必需的燃料，為何現在變成了累贅？在節能環保的理念中，變廢為寶是一項積極有效的措施，那么，怎么會出現“變寶為廢”的焚燒秸稈？盡管這個問題用生產和生活實踐很容易解釋，但是，在這個演變過程中，相關政府部門怎么沒有做到因勢利導、未雨綢繆？據說，有些品牌飲料的銷售量，都以繞地球幾圈來形容了，為何飲料空瓶還成了拾荒者搶手的廢品，沒有在出路上成為難題？就是因為有著廢物利用的后路。

　　那么，對于已經成了突出問題的秸稈，相關部門有沒有詳細了解農民遇到的困難？有沒有在如何處理秸稈的問題上，結合實際情況，作出種植成本上的分析？有沒有嘗試著對已經成為“廢物”的秸稈，進行再生利用？很明顯，農民舍得將其一把火燒掉，或是完全沒有利用價值，或是在運輸和儲存上得不償失。這就在秸稈的燒與不燒之間，涉及農民的經濟利益。假如能把對焚燒秸稈的強硬“滅火”，通過政府的力量變成再生資源，豈不是皆大歡喜？實際上，對秸稈的再生利用也早有報道，秸稈中豐富的纖維組織，經過深加工可以制造出代替實木的的建材。

　　盡管在“一把火”就地免職的強硬手腕下，秸稈禁燒會有一定起色。但是，這種對相關官員的強硬措施，必然會化作相關官員對農民的毫不留情。不少權力行為已經證明，用帶有強制性的手段去對付沒有合理善后的問題，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再說，現在有多少群眾會為干部丟官心疼？而一個確實為禁燒秸稈已經盡心盡力的干部，如果就因為哪里冒出了一把火就前功盡棄、革職丟官，那么，就如網友對此的戲虐：“如果對你們的鎮長不滿意，趕緊燒”。

　　總之，領導一生氣就能解決的問題不是真問題，相反，倒是暴露出一系列其他問題。當然，“滅火”是當務之急，但希望領導的火氣消停后，能夠從長計議，摸索出一個如何讓農民舍不得焚燒秸稈的雙贏妙計。(知風)

　　重在“綜合利用”

　　我們的鄉鎮干部在基層工作，不止秸稈禁燒一項工作，政府沒有足夠的渠道保證這些秸稈的合理使用，秸稈燃燒就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對大氣污染仍然沒有減輕，秸稈禁燒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也就付之東流了。

　　其次，秸稈禁燒年年強調，年年宣傳，農民不是不知道秸稈焚燒污染空氣環境，危害人體健康，個中緣由也是無奈之舉。一些地方對秸稈禁燒有補貼，焚燒秸稈有罰款。但面對補貼和處罰，農戶還是選擇焚燒秸稈，原因很簡單，一方面補貼標準太低，與秸稈收割、運送的成本相差大。另一方面，農作物種植有季節性，如果不適時焚燒就會延誤農時，下一季作物收成就會大打折扣。

　　再則，秸稈禁燒不能一禁了之，還需“疏堵結合”。與其嚴禁農民焚燒秸稈，不如給秸稈找一個好去處，變廢為寶。地方政府要加大科技創新力度，不但要在秸稈的禁燒上下功夫，添投入，還需要加強源頭治理，在農作物的種類研發上創新，在農作物秸稈的處置上方式創新，在農作物的使用途徑上創新，多渠道、全方位的加強對農村農作物秸稈禁燒的管理工作。

　　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農民的利益，不僅是做好秸稈禁燒工作的基礎，更是做好農村工作的重要前提。地方政府要真正從農民的需求出發，讓農民得到實惠，才能真正獲得農民的支持。如果“只堵不疏”亦或“只疏不堵”，年年喊宣傳，年年喊禁燒，沒有真正解決問題的決心與誠意，每年的收割，天空依然會“煙霧繚繞”。(梁子敘)

　　“禁燒令”不是解秸稈難題的良方

　　之所以認為“禁燒令”不是解秸稈難題的良方，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帶有行政色彩的強制性禁令，雖然看上去很有威懾力，在現實中卻容易遭遇變相抵制。一方面，將治理秸稈難題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官員，不排除某些地方官員會為了保住烏紗帽而以極端手段推行“禁燒令”，甚至可能重蹈“周口平墳事件”的覆轍。

　　另一方面，很多農民并不買“禁燒令”的賬，因為直接在田地里焚燒秸稈省時又省力，還能生產草木灰作為肥料。據報道，有些地方的農民即使白天不焚燒秸稈，也會趁天黑偷偷地付之一炬。雖然很多省份都出臺了“禁燒令”，但環保部監測數據顯示今年秸稈焚燒火點比去年同期增加16.41%，原因或許正在于此。

　　從本質上說，禁止秸稈焚燒的核心是“堵”，而以往的公共治理經驗表明，更有效的治理方式應該是以“疏”為核心。具體來說，應該掃清“秸稈還田”的路障，想方設法提高秸稈的利用率，盡可能地用新技術變廢為寶。當農民從“不敢燒”轉為“不愿燒”“不舍得燒”，何愁那些秸稈會成為令人頭疼的“霧霾元兇”？

　　事實上，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發掘秸稈的潛在經濟價值的手段已經比較成熟。比如，用秸稈發電、制造建材、生產可再生生物油等，都能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再比如，切碎裝置和腐熟劑的使用，也能更好地讓秸稈轉化為肥料。如果政府真想破解秸稈焚燒難題，就不能為圖省事一禁了之，而應該加強技術扶持、財政補貼、宣傳引導等，讓農民從秸稈多元化利用中獲益，如此才能事半功倍。(孫博寧)

　　秸稈禁燒令行不止該反思

　　秸稈被付之一炬，在農民眼中，這是傳統，也是最經濟的處理方式，秸稈回收或者還田費時費力費財，還有可能誤了農時。“別人都燒，還差我這把火？”一些農民并不買禁燒的賬。大禹治水，疏堵結合，秸稈禁燒，嚴防不能放松，但更應該在疏導上多下功夫。

　　現實倒逼相關部門和各級政府，要擺脫秸稈禁燒年復一年的應急式治理模式，必須要疏通秸稈的出路。秸稈綜合利用不能停留在紙面上，更不能光靠行政命令，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依托規模化企業、專業合作組織、農民經紀人等，建立科學合理的秸稈收集貯運體系，提高比較效益；鼓勵和支持農民使用先進技術和機械進行秸稈還田，通過加大補貼等方式，減輕農戶因秸稈還田而增加的成本。農民有了“獲得感”，才會有動力自覺參與其中，秸稈處理有利，禁燒才會有力。

　　(據新華網、紅網、京華時報等)

關鍵詞：禁燒令,秸稈,霧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