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率鄧小平的責任田

　　1942年春天，太行山和華北各地，發生了赤地千里的旱災，到1943年，災害越來越嚴重，后來還發生了蝗災，太行山區許多村莊顆粒無收，需救濟的災民約有150萬至160多萬人，而平漢線及以東敵占區的災民每日不斷涌來，有的災民成批的餓死，電影《一九四二》真實展現當時悲慘的情景。

　　這時，日軍在1941年12月8日突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為了獲取很多的戰略物資，推行“以戰養戰”戰略，企圖把中國變成太平洋戰場的“后方基地”，對華北敵后根據地則連續進行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在掃蕩中采取“三光政策”，以徹底毀滅根據地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

　　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日戰爭，1942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根據地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

　　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中，鄧小平、劉伯承身先士卒，帶領129師司令部的人員和家屬，在赤岸村外的山坡或河灘上開荒種地，辟為“責任田”。鄧小平讓后勤部的同志從外地引種西紅柿，親自動手栽種，剪枝打杈，試種成功后再幫助村里的群眾種出“洋柿子”。

　　129師生產部長張克威，是從美國留學回國的農業專家，在鄧小平支持下，他引種、推廣美國金皇后玉米良種，在太行山區取得空前的大面積豐收。張克威主持培育169號小麥良種，推廣種植后，比當地小麥增產1-2成。張克威還通過國際友人購買幾頭荷蘭奶牛，專人飼養，擠奶，除供給部隊休養員食用外，還能分給當地缺奶水的嬰兒食用。

　　美國一架援助中國抗戰的軍用飛機在根據地內失事，五六名機組人員跳傘后被當地群眾救起，師政治部按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安排飲食。這些美國兵在遠離大城市的太行山村莊吃到牛奶、面包和西式菜點，感到非常驚奇。1943年10月，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返回延安后，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并主持八路軍前方總部的工作。在總部生產會議之后，鄧小平便和張際春(第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劉錫五(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李大章(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等帶頭執行前總機關規定的任務，到左權縣云頭底村開墾“責任田”，聘請了當地有經驗的老農民擔任技術指導，他們擔糞、平地和下種，到10月底就完成了秋耕任務。

　　由于八路軍前方總部和129師制定了明確的生產和分配政策，鄧小平等首長身體力行，1943年的生產成績，僅太行軍區的農業、商業產值(不包括副業)已達到了1500萬元以上，比1942年提高六倍。其他日用品不但可以自給，還可外銷。

　　大生產帶來的豐碩成果，不但使部隊的裝備和戰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隊生活得到改善，許多干部戰士還有了數目可觀的存款。到1944年底，大行軍區部隊個人有積蓄的人數達到9000多名，儲蓄總額達到160余萬元。儲蓄5000元以上的有4人，共3萬余元。儲蓄在1000元以上的有247名。

　　1944年11月21日，太行軍區和大行區聯合召開了“殺敵英雄、勞動英雄大會”，鄧小平到會講話，并給軍隊和地方的勞動英雄們發了獎，獎品包括獎章、農具、牲畜和獎金等，著名勞動模范李順達和女勞動英

　　雄郝二蠻各得了一頭牛的獎勵

　　盛況空前的太行區第一屆群英會也是一次科技思想迸發的大會。會上，鄧小平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科學的力量是很大的”。他特別表揚了張克威：“我們邊區農林局在張克威同志領導下，已經取得顯著成果，即以改良種子一項來說，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谷子、麥子好種子的傳播，預期兩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以多打100萬斤以上糧食。這種了不起的貢獻，就是得力于科學的力量。”

　　鄧小平在談到生產時指出：我們要“更好地組織起來，發展更多的互助社、變工隊和各種各樣的合作社，把一切勞動力都組織到生產中來，提高勞動效率。”“再一件是經驗與科學的結合。”

　　收獲二八、三七分成

　　1942年春，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發出訓令，要求全師所屬部隊除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標：旅以上每人每年生產100元，團以下60元。當時從戰士到師級干部，每人每月只有1.5元-5元的津貼費，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0.12元。按當時的物價，1.5元只夠買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一個連隊每月的辦公費、雜支費和學習經費加在一起，還不到100元，不夠買擦槍油和燈油之用。

　　鄧小平和蔡樹藩、黃鎮發布在1943新年開始之際，以訓令的形式，提出129師1943年生產計劃的基本方向，“是以農業為主，大力提倡農業生產，要訂出生產的標準和具體完成的措施以及生產節約的獎懲辦法。”

　　1943年7月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鄧小平的文章《太行山的經濟建設》，提出：“發展生產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是生產的重心。”“敵后的經濟戰線斗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于軍事戰線。”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鄧小平的根據地經濟建設思想。

　　1943年9月21日，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邊區和一二九師聯合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題為《努力生產，度過困難，迎接勝利》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意義。并提出了制定“獎勤罰懶”制度的建議。他說：“必須建立賞罰制度，在《命令》中規定，個人生產模范、勞動英雄，給予100元到200元的獎金。有些同志說，這是否過高了？我說不高。這是由于其勞動所獲得的，又不是貪污所得，是應該的。對于懶惰不積極的，要給予處分。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否則，賞罰不明，就不能將一項工作做好。”

　　這個報告的摘要在《新華日報》(太行版)轉載時，鄧小平又將獎金數額提高為“200元到300元”。在大行山區經濟極為困難，部隊戰士每月津貼費只有1.5元的情況下，二三百元的獎金，可謂是重獎。鄧小平指導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滕代遠、副參謀長楊立三制訂了《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也就是著名的“滕楊方案”，規定凡個人從事生產勞動所得，個人得兩成，交公八成，生產越多所得越多。在業余時間生產所得，個人留七成，交公三成。

　　鄧小平等領導同志的責任田，也執行這個規定，成為邊區大生產運動的表率。

　　太行軍區根據鄧小平報告的精神，提出了每人開荒種地二畝的任務。在勞動力的組織上，把勤的和懶的分別編組：成績最好的編為“飛機組”，其次為“汽車組”等，成績好的就升組，反之則降組，那些生產積極性不高的，被編為“前進組”，以“刺激”他們上進。此外，還制定了“變工辦法”和“分段包工制”的生產制度。

　　在鄧小平領導下，晉冀魯豫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一直持續到抗戰勝利前夕，成為當時華北敵后經濟實力最強的根據地。

　　澆灌第一座紅色水電站

　　1942年初春，太行各地面臨旱災的威脅，春天播不上種，秋天便收成無望，涉縣赤岸村一帶群眾的日常生活飲水也成了難題，當地群眾反映可從王堡村開渠引水，邊區政府水利局經過勘測，認為可行。

　　鄧小平和劉伯承連續熬了幾個通宵，制定了修渠引水的方案。隨后，鄧小平又協同邊區政府，親自主持召開各種會議，研究施工方案，緊縮其它開支，幫助貸款160萬元，用“以工代賑”的方式開山修渠。

　　為解決技術問題，鄧小平派人從河南林縣請來30多個石匠幫助修渠，還派人從敵占區買來一臺測量儀器，抽調政治部的兩名同志專門負責搞測量。

　　施工中，鄧小平和劉伯承還親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擔石頭，壘石堰，經常親臨現場指揮，解決各方面難題。

　　當時修建的有兩條渠，一條是漳南渠，首起下溫村，尾至茨村，途經8個村莊，據當時測量計算，渠長27公里，可澆地5800畝，主要解決附近村莊農業用水，開展生產自救。該渠于1942年2月14日正式動工，經過兩年的艱苦奮戰，于1944年4月建成通水。

　　一條是電站渠，即利用赤岸村原有的河灘澆地渠，引清漳河水利用自然落差，經擴寬整修后，用白灰、料石漿砌建成，渠首位于赤岸村上600米處，渠道總長約2000米。

　　據當時參加電站建設的赤岸村張天為、張清義等回憶，當年參加修建電站群眾主要來自赤岸及附近的會里、沿頭、王堡等村，電站渠寬約2米，共建廠房三間，住宿三間，廠房總長8.4米，寬4.6米，高3米，裝機容量為10千瓦，引水流量為0.5立方米/秒，水輪機用一個直徑2.6米、輪寬0.5米的立式大木輪代替，用水流沖擊木輪后，經過大軸用皮帶帶動發電機發電。

　　赤岸水電站建成后，主要供129師司令部、偵查連、黃海部黨校等機關照明及通訊，據赤岸村的老人回憶：水電站建設前，機關發報完全靠人工搖轉轆轤，帶動發報機發報，發電很不穩定，赤岸水電站的建成，保證了129師司令部的正常工作。

　　據《涉縣電力志》記載，此后邊區政府又陸續修建了涉縣索堡村西水電站(1942)，裝機容量10千瓦，主供冀南銀行總行、稅務局、工商管理總局等機關用電；涉縣索堡村南水電站(1943)，裝機容量10千瓦，主供129師后勤部、邊區交通局等機關用電；涉縣西達水電站(1944)，裝機3臺總容量28千瓦，主供邊區軍政聯合財經辦事處和軍工處工廠用電；涉縣茅嶺底水電站(1945)，裝機容量為10千瓦，主要供冀南銀行造紙廠用電。

　　赤岸水電站，是中國第一座紅色水電站，她的規模在今天看來也許微不足道，甚至這段歷史早已淹沒于茫茫塵海，鮮為人知，但她在中國抗戰史上，在中國水電事業發展的進程中，卻有著標志性的意義，它澆灌了“鄧小平責任田”，點亮了129師司令部的明燈，為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堅持敵后游擊戰，奪取抗戰最后勝利提供了可靠的電源保障。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的太行道路》中提出：鄧小平在太行山根據地時期的經驗對他以后的思想發展非常重要。鄧小平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許多思想來自太行經驗，文章中舉例說：“八十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責任制和黨政分開都起源于太行山。”

關鍵詞：抗戰,鄧小平,責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