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天津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從2013年12月16日零時起在全市實行小客車增量配額指標管理，并將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車輛尾號實施機動車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對此次限購，天津給出的理由是控量、防堵、治霾。當晚，天津市各大汽車貿易市場及4S店均人滿為患，有網友戲言，“買汽車就像買大白菜一樣”。(12月17日河北青年報14版)

　　在幾乎沒有什么征兆的情況下，天津市政府實行了限購與限行的行政措施，“突然實施法”再度讓外界感到無所適從，并一度引發恐慌，“何以沒有緩沖期”、“如此重大的政策出臺，要不要講一點程序”的追問，使得天津“雙限”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其實，去年6月，廣州宣布汽車限購的當晚，同樣出現了汽車搶購潮。按理說天津的政策出臺就是一個翻版，之所以再度引發強烈關注，其背后還是出于對公共權利的焦慮。若一項公共政策的出臺，在程序性上存在瑕疵，那么再正當的理由都難以立足。

　　不可否認，若是設立一定的緩沖期，勢必會引發搶購，如同當年住房調控政策出臺之后，引發的搶購熱和離婚熱一樣，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驅動下，緩沖期更多地充當了汽車銷售商的宣傳者角色。不過，不能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就漠視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程序正當性，正所謂程序正義高于結果正義。

　　限購基于的控量、防堵、治霾，需要每個人的付出并共同擔當，但公共責任之下同樣有公共權利，比如最基本的知情權和發言權。所以，設不設立緩沖期其實并不是問題的核心，關鍵在于，一項涉及每個人出行和購買權利的公共政策，一項讓權利受限的政策出臺，是不是應當遵循基本的程序要求，比如召開通氣會、意見會、聽證會呢？讓外界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在可行性、必要性上建立更廣泛的共識，否則，突襲式政策只會加劇政府公信的流失。

　　更重要的是，必須通過正當程序告訴外界，在權利受限的政策背后，公共部門采取了什么樣的應對措施。比如城市公共交通建設的情況如何，外界最關注的公車如何管理，如何保證限購之后搖號的公平性等，這些權利的兜底保障措施，都屬于政策體系的一部分，甚至是基礎部分，若不能給出明確回答，那么輕易出臺的政策就難免有懶政之嫌。

　　同時，從既有情況來看，限購并非解決所訴求問題的最優出路，公共政策不能總扮演利己者。想當初為了發展汽車產業，又是出臺優惠政策，又是大力倡導拉動內需，現在為了控量、防堵、治霾，又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這難免讓人質疑公權力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并對自身權利的弱勢感到焦慮，從而對能否“依法行政”持懷疑態度。 -堂吉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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