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省會槐安路一直往西，過中華大街，民心河邊上，經常可以看到一位老人在為人理發，旁邊一個簡單的三輪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就是張國志，今年已經71歲了。臉盆、兩個暖壺，裝著水的食用油桶，一個木框鏡子，旁邊掛著一塊布，用來磨刮臉刀，這就是老人的理發行頭。最引人關注的是三輪車前邊掛的牌子，看上去讓人暖暖的，上面的是招牌———理發、剃頭、刮臉；下面是———低保憑證半價、孤寡老人免費、老弱病殘上門服務，下面還留著手機號。可是，誰能想到，就這樣一個熱心腸的老人，自己也是靠低保過日子，71歲了還要出來替人理發。

　　也曾年少輕狂

　　“我跟你說啊，就你現在所能看到的所有的東西，都不是我置辦的，都是親戚朋友們接濟的，人家不要了，要換新的，我就拉過來，這才讓這個家有點樣。”在張國志老人一室一廳的廉租房里，張國志老人和記者談起了他的一生。看得出，張國志家條件確實不強，給記者倒水的“杯子”也是水果罐頭瓶。“我跟你說實話，我是從監獄里出來的。”張國志語出驚人,“說起來那是‘文革’時的事了。那時候還是年輕，因為廠里的一些事不滿意，我曾到紡織部上訪。后來回到廠子，還是不滿意，就胡鬧，最后以‘現行反革命’被判刑，直到1984年才被放出來。”

　　張國志說，他是個有志氣的人，人生有了“污點”，他更希望能夠過得比別人好些。出獄后，他和朋友承包過賓館，開過飯店，結果全都賠了。生意失敗最嚴重的后果是，他當時借錢抵押了房子，最終錢沒了，房子也沒了，他連棲身之處都沒有了。

　　差點被煤氣熏死

　　“還好，我出獄后又娶了個農村媳婦，就是現在的老伴兒。”張國志說，她和兒子出去了，沒在家。“我真是把什么活都干過了。”張國志掰著手指頭說，“賣過餡餅，攤過煎餅果子，給人粘過鞋底，縫過衣服，砸過腰帶，理發，再加上做生意時開過賓館、飯店等，一般人可沒有我經得多。”“記憶最深的就是在柏林小區那時候，沒房子住，沒錢，沒辦法，就每個月花100元的租金，租了一個四處漏風的20來平方米的一個小房子，房頂是油氈，窗戶有的是玻璃，有的是塑料布。”張國志回憶起最苦的那一段時光，幾乎要掉下淚來。“不瞞你說，那時候，家里吃的全是野菜，就沒吃過正兒八經的東西。”“到了冬天，屋子就跟個冰窖似的，全靠爐子那一點熱乎氣兒。但也因這個爐子，我們倆中了煤氣，差點死了，現在想想還后怕呢。”

　　但再怎么艱難，日子還得過下去，張國志說，老伴是農村婦女，什么也不會，加上身體也不好，家里主要還得靠他，“那個時候，都快把我愁死了。”

　　兒子右腿殘疾

　　張國志兩口子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希望兒子將來能夠改變家里命運，可兒子偏偏又出事了。

　　談起兒子，張國志還是很興奮。兒子今年24歲了，對于張國志來說，也算是老來得子，雖然家庭條件差，但對兒子還是精心照顧，“兒子很排場，一米八幾的大個兒，長得也不錯，在政府的幫助下上了技校，學的是計算機。”“要我說我這人就是命不好，倒霉事一起接一起，老是緩不過勁兒來。”張國志說，等到了兒子能上班了，也就是兩年前，兒子在一家公司打工和同事布網線時，被一大摞玻璃砸在身上，受了重傷，左腿嚴重骨折。經過兩次手術，兒子還是落下了不便，不能老站著，也不能老蹲著，右腿使不上勁兒。“兒子現在也很苦悶，由于右腿的原因，工作很不好找。現在已經24了，也該結婚了，可現在家里這樣……”張國志對記者說，“你們認識人多，看像我兒子這樣的，能不能給找個工作？這對我們家來說是大事。老伴經常晚上對著我哭。我說，哭有什么用，誰讓你找了個沒能耐的老公呢！”

　　能過得去就行了

　　盡管一生坎坷，歲月的磨礪讓張國志顯得平和，但他的言談舉止，顯示出他本來是個有能力的人。“我不是一個窩窩囊囊的人，但我這一輩子活得窩窩囊囊，是我時運不濟，也是我年輕時不懂事造成的。”張國志這樣總結自己，“我現在已經71歲了，說不定哪一天就‘過去’了。所以，對我來說，日子能過得去就行了。”

　　張國志家有一個臺歷，上面每一天都寫著一個數字，有20多的，有30多的。張國志說，這就是他每天的收入，但不平均，有時候多，有時候少，下雨了就沒有收入。所以，張國志說，他現在很看重目前在民心河邊的理發生意，“我可能是石家莊收費最低的理發師了。理一次發收3元，連理發帶刮臉按說是6元，熟人來了，有時候就給5元也就算了。碰到低保的，理完發，人家不說給錢，我不要，我知道大家都難過。人家要是給，我也收，我也難過啊。”“我很愛這個理發攤。每天來到這里，看著那些老熟人，我心里很高興，回去后，數著一天掙的收入，想著家里人還有飯吃，我很知足，能過得去就行了。所以，我感謝教我理發的一個大哥，他給了我一家活命的手藝。”“我現在最關心的是兒子的工作。記者同志，您可得給費費心啊。”這是張國志對記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記者 劉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