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輿論稱為“史上最嚴”的蘭州市中心城區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措施，在11月17日緊急啟動。據了解，在實施當日，車輛明顯減少，道路確實通暢，但污染依舊嚴重，市民們普遍擔心，此舉只增罰單不治污。(11月19日《工人日報》)

　　在有些地方，治堵控污，已然陷入“限行依賴”，但凡要治理霧霾或擁堵，就扳下“限行”開關。而與之伴隨而來的，總是廣泛質疑。

　　應該說，限行對減緩擁堵、改善空氣質量，不乏積極效用。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它曾顯現出良性的政策效應。基于此，近年來，不少城市將單雙號限行提上決策議程，尤其是全國多地“霾”伏嚴重的情境下，它更是被視作治污利器。

　　比如說，北京市就出臺政策，當發布空氣污染紅色預警時，機動車將實行單雙號限行；而在廣州，當空氣質量達到重度污染時，廣州20%的公車將停駛，若達到嚴重污染，30%公車將停駛，全市機動車實施單雙號限行。在河北，隨著深秋霧霾頻次增加，石家莊、保定、邢臺、唐山等地，也首次明確對機動車的限制措施。

　　毋庸置疑，少開汽車、綠色出行，在當下已成社會的環保共識。既然“同呼吸”，就該“共擔責”。對擁堵和污染治理，公民當具備自覺參與的意識，而這也亟須政府倡導、社會響應。尤其是在污染情況愈發嚴峻的情況下，治污治堵，更需舉社會之力。

　　但倡導可以，若強制性常態化推行單雙號限行，則有待商榷。而蘭州的“限行路徑”，及其引發的輿論漣漪，就不失為審視厲行“單雙號限行”利弊的一面鏡子。

　　在蘭州，“限行”已非新鮮招數。早在3年前，蘭州就啟動了機動車尾號限行；今年6月，為保障蘭洽會和國際馬拉松賽期間交通暢行，蘭州又實行1個月的單雙號限行。如果說，之前限行是為治堵，那此次實行為期近兩個月的單雙號限行，則意在空氣治污。

　　只不過從現實效果看，此輪“限行”似乎效果不彰：雖說交通擁堵局面有所緩解，但其指向的直接目的，也未達到預期效果。而更值得尋思的，是它激起的輿論嗆聲。質疑聲的集中點，就在于限行權力的合法性、限行程序的民主性、限行決策的科學性，換言之，也就是其法理基礎、民意向背、程序正義。

　　實質上，這也是實行限行舉措的常見輿情困境。畢竟在時下，許多人都知道，單雙號限行，意味著財產使用權的部分讓渡，它是否有合理性依據，不能避而不解釋。沒錯，在汽車激增帶來“并發癥”的語境中，政府部門是該因“勢”制宜，但治理應是一攬子方案統籌施策，而非只依靠限行。

　　遺憾的是，在某些地方，單雙號限行措施祭出，缺乏謹慎考量、周全醞釀的過程。以蘭州此次“限行”為例，它就被質疑：限行措施既沒公開聽證，也沒吸納市民意見，而是單向地閉門決策，將民意隔離在民生決策的門外。

　　也難怪，有些城市“單雙號限行”政策甫一出臺，就遭受攻瑕索垢。以治污為名的限行，最起碼須就“汽車尾氣”與污染狀況的關聯度進行論證吧？在限行方案上，至少應與民眾磋商一下吧？只可惜，倉促出臺的限行舉措，卻罔顧了這些，難免被質疑是“轉移管理責任”“屬于懶政”。

　　更何況，它還可能滋生其他矛盾———市民出行需求是剛性的，若限行后，出行替代方案跟不上“井噴需求”。它會否刺激部分人購買第二輛車，以求單雙齊備，也暫難預料。而沒有減免車船稅、養路費等作補償，就單方面出臺“限行”政策，也涉嫌違反《物權法》。

    說到底，單雙號限行實施，該以政府履責到位為前提，比方公車縮減、完善公共交通、優化基礎設施等。而在治污方面，限行終是“配菜”，“主菜”應是些治本之策：如遏制工業污染，針對高低峰調配運力、引導公交出行等。也只有以統籌施策、綜合治理為前置條件，在征詢民意、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的基礎上，出臺“單雙號限行”政策，才不會“邂逅”一攤質疑的口水。（特約評論員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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