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辦證難”問題，公安部副部長黃明日前強調，要把解決廣大群眾反映強烈的辦戶口難、辦證難問題作為改進作風的突破口，切實整改落實，并強調，“凡是被舉報在辦理戶口業務過程中刁難群眾、經調查屬實的，一律停止執行職務、追究責任。”(11月6日河北青年報23版)

　　“辦戶口時刁難民眾者一律停職追責”，公安部針對“辦證難”的這一最新要求，在實質上顯然與此前河北省公安廳強調的“誰給人民群眾找麻煩，我們就一定讓他有麻煩”高度契合，同時也是對后者的進一步規范明確。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公安部的這一明確要求之下，今后民眾在公安部門辦證時，“辦證難”問題尤其是其中的“臉難看、話難聽”等“難處”，必將得到極大化解。但是，如果以為解決了“臉難看、話難聽”的問題，“辦證難”就會迎刃而解，無疑有些盲目樂觀。“辦證難”究竟為何難？難在何處？機關辦事人員主觀態度上的各種“刁難”情狀，當然是一大難題，但它并非“辦證難”的真正要害，要害之處在于，辦證這件事本身確實“難辦”。

　　這種“難辦”，一方面體現在，辦證必需的各種證明文件、手續、公章數量往往非常龐大，涉及眾多管理部門，需要辦證者耗費大量精力財力反復奔波。如此前媒體報道的，“北漂青年坐火車6次往返河北老家辦護照”，“孕婦4個月內跑社區近20趟仍未辦下準生證”；另一方面還體現在，辦證涉及的許多證明文件，從邏輯上看，是一種極難充分“證明”、事實上充滿強烈“刁難”意味的事項。如上述北漂青年辦護照時，被要求出示“無犯罪證明”，就是一種既涉嫌違反“無罪假定”，又極難充分“自證清白”的證明文件。

　　由此可見，“辦證難”之所以難，并非一種基于具體辦事人員“臉難看、話難聽”式的“刁難”，更是一種源自辦證程序本身不夠合理的“體制性”或“制度性刁難”。而要祛除這種“制度性刁難”，僅靠改變機關辦事人員的個人態度，顯然遠遠不夠，還必須通過相應的配套制度改革，推動相關辦證制度本身的合理完善。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辦法其實很簡單，也即此前國務院再三強調的，通過“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盡可能地裁減政府手中管得過多的行政審批(辦證)權力，“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 -張貴峰

關鍵詞：辦證難,制度性,刁難,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