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湖南史上最嚴“限宴令”將于11月1日起施行。按照該省紀委監察廳新的規定，在11月1日之后，除了婚禮、葬禮以外，公務員其他宴請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請和接受親戚以外的人員參加。但有市民反映，在當地部分地區，少數干部職工開始突擊操辦酒宴。郴州安仁縣一家機關單位的干部透露，10月下旬他已經收到了7份酒宴的請帖，部分來自公務人員，有一天更是趕了三個場子。還有退休干部說，這段時間喝得最多的是喬遷喜酒，但有時卻發現宴請者的新房根本就沒有建好。(10月27日《京華時報》)“連安仁當地酒店的老板也知道，為了趕在11月1日之前，有的只好先辦酒宴再裝修房子。”新聞的敘述細節令人五味雜陳。原來被網友贊譽為湖南史上最嚴的“限宴令”，在一些地區儼然已提前淪為路人皆知的虛假應對了。針對該規定的制定初衷，如果公眾稍有印象，應該還能想得起湖南省紀委有關人員于今年7月的公開表態，接受不了可以辭去公職。之所以將舊話重提，絕對沒有諷刺的意思，當專項調查中甚至高達90%的網友認為“有必要”對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操辦婚喪喜慶事宜進行規范，出臺嚴格的“限宴令”也屬理所當然，但“限宴令”前的突擊辦酒，已注定其推行之路不會如想象的那般順暢。

　　關于11月1日大限之前正在湖南發生的突擊辦酒，這很容易被理解為嚴格限宴令推行前空檔期的失范作為。但事實上，早在2005年9月，湖南省省紀委、省監察廳就出臺了《關于嚴禁領導干部利用婚喪嫁娶喜慶事宜大操大辦借機斂財的規定》，著重管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和借機斂財問題，而無論是《公務員法》還是中央紀委有關文件，也都對利用職權大辦婚喪喜慶事宜有相關約束條例。以此來對比，真相呼之欲出，不是制度缺位，而是對曖昧的公務員宴請的硬約束尚未真正落實，或是沒有上升到“史上最嚴”的宣傳高度。由此之下，虛與委蛇式的突擊辦酒就會不受約束地進行。

　　觀察和“史上最嚴”相隨而行的突擊辦酒，去重新厘清“中國式宴請”的隱喻或許更有意義。以公務人員為主體進行的日常宴請，除了單純關系的維系紐帶作用外，它隱喻的仍是行政生態中宴請的廣泛功用。與官本位緊密關聯的種種宴請的功用，觀察者已經說得很清楚，較之上級，宴請就是領導術；較之同級，宴請就是關系學；它是接待規格的象征，也是公民辦事與創造官民聯系的現實路徑。作家王躍文甚至寫道，“一個官員沒有宴請了，往往是開始走下坡路了。”當一種強大的“官場文化”與慣性揮之不去，當宴請中的隱秘得利與習慣“上貢”成為規則，“中國式宴請”就有了廣泛存在的可能。
    所以，比較起提前的突擊辦酒，真正令人憂心與必須求解的話題是：湖南該則“史上最嚴”限宴令能夠執行多久？對強令禁止之下的公務員宴請畸形需求，又該如何來制度性消弭？如果我們承認人情社會中的各種宴請無法完全杜絕，監管稍有松懈也可能回潮，那么權力層面的加快約束就理當成為另一種常態。具體到公務員宴請上，對于違規辦理宴請者的問責力度必須到位，一以貫之，讓“接受不了者辭去公職”，并輔以無處不在的公眾監督。推而廣之，權力的透明性、行政的規范性改革都必須提速。我們當然暫時并不奢望諸如官員財產公開的頂層設計變化，但只有同步行之的改革，“史上最嚴”限宴令方能不負“最嚴”之名。（特約評論員王 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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