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速中塑造的未來潛力

　　東莞的現狀也是廣東發展的縮影。這列高速行進了30年的列車，是時候停下來檢修了。

　　2012年1月，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再度熱議轉型升級，在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的問題上達成高度共識。此次全會的報告未提上一年GDP的數字，并提出哪怕犧牲一定的發展速度，也要堅定不移地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淡化GDP，并不是不要GDP，關鍵是要什么樣的GDP。”汪一洋回憶，2008年3月18日晚上，當時的廣東省長黃華華在看完“雙轉移”文件草稿后，對起草班子說，要加大推進“雙轉移”的“吸引力、壓力和支持力”。“后來我們終于找到一個辦法，就是用人均GDP的增長率來衡量，要求人均GDP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

　　這在事后看來是一個精妙的考核點：如果人均GDP的增長率落后于GDP的增長率，就說明GDP是靠大量投入勞動力得來的，附加值低。

　　作為旁觀者，我們依然不能免俗地用數據來衡量廣東近年來的發展成果。

　　今年上半年，廣東GDP總量僅僅比江蘇高800億元，而江蘇上半年的GDP增速為9.6%，廣東只有8.5%，

　　或許，廣東在全國保持了24年的GDP總量第一的歷史將被改寫，但一組更具意義的數據卻是：今年上半年，粵東西北GDP增長10.5%，增速比全省高2.0個百分點，工業增速、投資、消費等其他主要指標增速均高于全省水平。依托“雙轉移”和“騰籠換鳥”的契機，2008年以來，一大批新的產業集群正在廣東的相對欠發達地區集結。

　　“轉型升級盤活了粵東西北地區的經濟，也盤活了廣東全境這盤經濟大棋局。”陳鴻宇認為，這正是未來廣東加快發展的潛力所在。

　　產業升級與制度改革

　　此次赴粵前，記者本以為對產業調整和環境治理造成的經濟減速的焦慮和擔憂，會是廣東轉型升級的最大阻力。但在采訪中，不止一人告訴記者，制度改革才是廣東轉型的最艱難部分。

　　“制度變革之所以難，是因為在長期發展中，人們產生了一種路徑依賴，也就是以追求經濟總量為目標的增長主義。”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競爭力中心主任丁力認為，制度變革的核心，正是后來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強調的核心——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但受舊增長方式慣性的影響，政府往往借轉型之名對經濟產生更大的干預力。“政策與補貼是兩根粗壯的指揮棒，如果指揮棒往老路和歧路上揮舞，危險就會進一步逼近。”

　　“制度重于技術！”

　　科工貿信委，曾經是深圳最大的“衙門”。

　　這個集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貿工局、高新辦、保稅區管理局等6個政府部門于一體的大部門成立于2009年，初衷是統籌科技與產業發展的各項資源，結果卻事與愿違：由于職能分散在二十多個下屬處室，科技部下發的政策文件甚至不知道要交給誰。

　　更窘的是，“科工貿信委”這個名字又長又拗口，以至于當地的官員屢次在公開活動中將其念錯。

　　深圳這個城市自誕生初始，就是全國最有名的創新高地，高新技術產業是其第一支柱。但2010年，深圳卻在科技部公布的20個國家創新城市試點中意外落選。

　　“制度重于技術！”這是吳敬璉近年來反復強調的一句話，而上述事例也恰恰印證了這個道理。

　　事實上，就連丁力這位曾執教浙大20年、每年一度的《廣東21個地市區區域綜合競爭力報告》主要撰寫者、廣東經濟的長期觀察者，也歷經了一個思想轉變的過程。“說實在的，制度改革我原來是不關注的，但是到最后我發現，這個發展方式的轉變背后，不是說在創新上投入一下，這個發展方式就轉過來了，環境污染問題就沒有了。根深蒂固的是在后面，它為什么要搞大項目投資？為什么要搞粗放型發展？想讓市場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權力必須得進一步退出市場。”

　　只有改革才能讓廣東發展更上一層樓，走在前面。

　　2010年5月，在《探索廣東特色之路》一文中，汪洋寫道：“利益結構調整不容易，‘自我否定’不容易，探索新路不容易。”

　　兩年后，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提出，“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等問題，使政府真正成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同年8月，國務院決定取消和調整314項部門行政審批項目，并批準廣東省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

　　主動降速的廣東，已經找到再起跑的新動力。

關鍵詞：轉型,治污,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