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向“幸福”，思想動員

　　“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市場制度的完善，遇到的最大阻力和障礙，就在于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都缺乏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交易成本理論提出者羅納德·科斯對中國發展的忠告，同樣適用于當時的廣東。

　　2007年12月底，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召開，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繼續解放思想”被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廣東省委黨校教授陳鴻宇看來，“建設幸福廣東”便是來自思想大解放。“省委十屆二次全會結束的第4天，我就接到省委辦公廳電話，說省委主要領導要調閱我主持的國家重點課題《粵港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優化》。6天后，我參加了省委召集的專家座談會。我才知道，全會結束后，省領導就按照分工，深入基層調研，向群眾學習，問政于民。”如今回想起來，陳鴻宇認為，廣東是用全民的思想大解放倒逼干部轉變發展觀念。

　　順著陳鴻宇的記憶回溯，有關“網絡問政”的歷史變得鮮活起來。正是在2008年，中國網民第一次從互聯網上看到了廣東省委書記和省長歡迎網民“灌水”、“拍磚”的春節賀詞；第一次有網民代表受邀走進省委常委會議廳……

　　這場問政于民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就是要找到有別于傳統發展路徑的科學發展新路。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在2008年冬天湛江調研時說了那段流行至今的話。他說：“廣東用一個姿勢快跑了十多年，現在放緩了一些速度，調整一下姿勢，提高一下長跑動作的技術含量，應當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一說法被當地媒體概括為“換個姿勢再起跑”，廣東看待發展的視角更多地轉移到了“好”上。

　　“無論是后來的‘雙轉移’、‘騰籠換鳥’，還是轉型升級、幸福廣東，都是這一輪解放思想的產物。”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曾主持起草廣東“雙轉移”決定文件，在他看來，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大討論是一種執政思維的嬗變，更是對干部發展觀的一次重塑。

　　轉型中的“四忍”

　　“這個地方比我們從外面看到的有趣得多……這真是一臺大戲。我迫切期待來年夏天再到這里來。”2008年8月底，《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與汪洋見面后，給父母寄出了這樣一張明信片。其時，廣東的GDP已經超過3萬億元，亞洲四小龍已超其三，距離實現鄧小平的“追龍”囑托又進一步。

　　就在這個時候，廣東卻開始向“唯GDP”的傳統思維宣戰。

　　“小心‘鳥飛籠空’”

　　依據宏碁創始人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理論，廣東的“雙轉移”和“騰籠換鳥”政策應運而生，明確了轉型升級的手段和目標。

　　但爭議隨之而來。

　　“現在推進產業升級轉型是不是時候”、“雙轉移還要不要搞”、“現在搞改革會不會影響保增長”……一時間，質疑和詰問紛至沓來。

　　“這個時候搞‘騰籠換鳥’，小心‘鳥飛籠空’。”一位經濟學界人士這樣“忠告”廣東。

　　“擴大就業須善待中小企業！”2008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一些地方在‘騰籠換鳥’的過程中，顯得有些急躁，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大大壓縮”。這篇文章迅速被外界解讀為批評廣東的“雙轉移”和“騰籠換鳥”政策。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改革開放30多年，每當廣東先行一步，就往往要直面這樣的爭論。

　　更猛烈的干擾來自廣東內部。“產業轉移直接影響到當地的經濟效益，特別是鎮村一級，阻力比較大。還有一些干部，嘴上不說，心里打鼓，畢竟GDP的增速數字確實不太好看。”汪一洋坦言。

　　2012年，東莞的GDP增速為6.1%，這是這座“世界工廠”繼2009年后第三次沒有完成GDP增長預定目標，增速繼續全省墊底。作為廣東唯一的“全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試點城市”，東莞的壓力極大。

　　現任廣東省副省長的劉志庚，有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號——“四忍”書記。2008年，時任東莞市委書記的他，提出了四個“忍得住”：忍得住速度的暫時放緩，忍得住排位的變化，忍得住收入的下降，忍得住社會的非議。

　　在現任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看來，這“四忍”至今適用。

　　“產業升級做不好，我們很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不如人家，做低端不如周邊的地區，但要做高端，像東莞，原來的產業層次又比較低，高端進不來，要騰籠換鳥，大鳥、壯鳥進不來。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經濟下行，是市場和產業現實情況綜合作用的結果。”近日，在接受《南方日報》專訪時，徐建華表示，越過當前的爬坡越坎階段還會有新的“坡”和“坎”出現，東莞必須始終堅持轉型升級不動搖。

關鍵詞：轉型,治污,廣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