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昨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公眾利益優先而非商品利益優先，這應是對待轉基因產品的基本底線。

　　日前，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啟發透露，今年7月我國61名兩院院士曾聯名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盡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院士們在建議書中寫道：“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不能再等，再遲緩就是誤國，轉基因產業化發展不起來，則商業發展不起來，對科研影響非常大。”

　　圍繞轉基因食品的爭議已非一日，迄今難有定論。原因在于，一方面，轉基因食品對于人體健康的影響在短期內難以完整評估，不同的轉基因品種的作用不同，進一步增加了定性難度。另一方面，轉基因商品的推廣，具有顯而易見的商業目的，不少人擔心，轉基因產品在各個層面的擴張與不當尋租捆綁到了一起，以種業公司為中心的利益共同體是出于私利而非其聲稱的崇高名義為之搖旗吶喊。而國外轉基因產品在進入中國時的一些不道德之舉，也增加了外界對于轉基因產品的負面印象。

　　轉基因產品足以撬動農業產業格局的重新洗牌。這已經從進入中國的轉基因大豆中充分體現出來。盡管洗牌呈現出來的未必全是負向效應，但從保護公眾健康、保證農業原有生態、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出發，對于轉基因產品持慎重態度是應有之義。實際上這也基本上成為國際通行立場。從這個角度說，盡管院士們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的建議，或許有普通公眾無從了解的專業知識水平的支持，但這些專業知識是否足以覆蓋轉基因水稻的長期和短期的利弊，是否充分考量到了與國家經濟安全等大局的融合，尚是疑問。

　　特別是，遲緩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就是誤國，對科研影響非常大的斷語，在邏輯上也難說自洽：一方面，屬于中國產權的雜交水稻是否就不能代替轉基因水稻的“不誤國”功效，沒有論證；另一方面，產業化不是科研的前提，相反，應該是在充分的科研成果基礎上，才能考慮產業化的可行性。

　　現在，從政策面到公眾層面，對食品安全都高度敏感。這種情況下，在轉基因產品各方面都沒有定論的今天，應該采取激進立場還是慎重立場，不言而喻。慎重對待轉基因產品，意味著三個應對之道：其一，科研可以適度放開，以追蹤其利弊和對經濟安全、產區農業的影響；其二，對其產業化之閘從緊掌控；其三，對已進入市場的轉基因產品明確標注，讓市場決定其份額和去留。

　　公眾利益優先而非商品利益優先，這應是對待轉基因產品的基本底線。 -徐立凡

關鍵詞：轉基因,水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