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二十年前，說起“未富先老”，我們會覺得很遙遠；于十年前，談起養老政策化，一切已開始悄悄起步；但行至今日，我們似乎尚未找到一個篤定與可寄托的安排。

　　昨天（10月13日）是重陽節，但登高望遠的古老習俗似乎已少有提起，更多出現在媒體上的是關于“養老”的話題。因為10月13日為《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出臺以來的首個法定“老年節”，不少網友趁勢建議將重陽節定為法定假日，讓子女陪陪老人，方能更好地實現“重陽敬老”的意義。調查同時顯示，中國24%的老人靠養老金生活，農村老人多“自食其力”，且過著“空巢”的日子。有報道甚至披露，北京最火的公辦養老院，入住排隊竟然需要等100年。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眾聲喧嘩的養老話題，一一厘清并不難。關于呼吁放假以便在重陽節探望父母，雖有著良善之目的，但不免又陷入了假期“工具主義”的泥沼。對年邁父母的關心，最重要在于日常照料，并不一定需要某個假日來助推；對農村“自食其力”老人的養老，當下最迫切的是擴大最基本養老保障的覆蓋面，然后形成政策發力的“漣漪效應”。至于說到入住排隊需要100年的公辦養老院，它當然只是少見的個案，但反證出的還是優質養老機構的極度匱乏。要杜絕此種養老怪現狀的重現，一方面需要建立更多的公立養老院，另一方面還必須加大對民營養老機構發展的扶植，進而實現養老需求量的分流。

　　論及養老，我們已進入銀發年代，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關于此種“進入”的速度，社會顯然依舊處于估量不足或是低估的狀態。數據表示，我國老年人口2012年底已達1.94億，今年將突破2億，且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增長，成為當前世界上唯一一個老人人口超2億的國家。在“跑步”進入之外，我國老齡化還面臨幾大矛盾：譬如未富先老的矛盾，因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基礎還很薄弱，我們將長期面臨養老與保障的雙重壓力。老齡化的現實迫不及待地需要“加速度”的頂層制度設計來應對。

　　一種更精細與“加速度”的安排，只能建立在合理的養老成本分擔機制之上。從本質上來說，養老是家庭、社會與政府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那么怎樣的養老成本分擔才是合理與可接受的？對此當然沒有明確答案，但政府應該是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一點確鑿無疑。關乎此，許多觀察者都談到此前沸沸揚揚的“以房養老”政策試點，盡管民政部此后迅速回應了民眾的幾大疑問，并表示“以房養老”絕不代表政府不管養老，但這催生的輿論風波足以讓人重申養老事務中的政府責任：如果說民眾已通過納稅和養老金繳納與政府制定了養老契約，那么在傳統的家庭養老、逐利性的社會養老外，政府必須成為主要的養老力量。

　　在這個“老年節”里，我們需要重申責任，也要再談談養老制度改革。一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面世，或許可昭示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終于步入法制化軌道，但其遠不能代表中國養老開始穩健上路，可以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老年生活預期。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在兩會熱點關注話題中的養老金雙軌制改革，至今仍然幾無進展。延遲退休的話題也隔一段時間就會提起，有學者還描繪出了對延遲退休“男耕女織”的幻想。一系列養老制度改革還有著不少焦點話題，它們被習慣性地歸因于“歷史原因”或“發展需要”。但無論如何，在一個老齡化社會里，它們只能以不能等待的“深水區”改革來糾偏。
    未富先老的大國，未老先憂的養老政策，這正是我們今天不得不直面的“白頭困境”。于二十年前，說起“未富先老”，我們會覺得很遙遠；于十年前，談起養老政策化，一切已開始悄悄起步；但行至今日，我們似乎尚未找到一個篤定與可寄托的安排。“明天，誰來為你養老”，在重陽節兼“老人節”里，不妨再發問一次。“人多、錢緊、資源少”的困境下，“中國式養老”該何去何從？它依舊是這個時代的深沉話題。從個體權利的角度來說，身體機能與社會影響力都在“衰敗”的老人，無疑是整個社會最弱勢的群體之一。弱者要被體恤，社會秩序理當表現出一種穩定的“偏愛”，這是中國社會養老必須面對的漫長路途。（特約評論員王聃）

關鍵詞：重陽節,老年節,養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