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推土機涌上武漢的街頭，如何來看待此種城市建設的“滿城挖”現象？之前一種常見的觀點為，“滿城挖”是贊是彈有待時間檢驗。但現在看起來，這個檢驗的時間點已經提前到來：根據武漢市城鄉建設委員會的最新統計數據，2013年武漢的工地數量高達11012個，記者從財政部湖北專員辦還獲悉，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漢債務余額為2037.05億元，債務率已經超過美國最高警戒線的1.5倍。武漢市2013年需要還本付息310.59億元，2014年則達到311.76億元，相當于最近兩年每天需償債1億元。

　　“滿城挖”之下，高于美國最高警戒線1.5倍的債務率、總量達311.76億元的負債規模、每天1億元的還債必需，它們令人觸目驚心，將其換算成另一組數據，也即于2013年和2014年，武漢市差不多要拿出接近40%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用于償還債務。但這可能仍不是最令人怯于想象的，報道同時顯示，武漢市政府性債務償還高度依賴土地收入。以2011年為例，武漢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1435.28億元，土地出讓收入還債648.29億元，占比超過44%。過度依賴于土地財政的還債模式，還會帶來諸多發展隱患，譬如管理者對房市調控的不主動。

　　地方債的聳人聽聞當然不是自武漢始，真正需要辨析的其實是它所給出的理直氣壯的說辭：舉債是為了替城市建設“補課”，加大城建規模。提升城市定位當然并無過錯，可現實中的武漢已然流于某種揠苗助長。僅僅3年間，該市城市定位已兩度被拔高，2011年底，武漢市提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2013年初，又提出了建設“祖國立交橋”、建設“世界城市”的新目標———過于超前的城市發展規劃，本身財力不夠的政府熱情，它們只能制造出數額驚人的地方債，而當地方債成為具體的無法承受之重，它就只能陷入賣地、吸納民資等惡性循環。

　　在“滿城挖”里，有一個惡性循環的鏈條，盡顯地方債看似遏制不住的根源所在：它仍是不受約束的事權與財權。城市規劃與建設本質上關系到每個市民，但這樣的事權往往由城市的少數管理者說了算，終身問責制的缺失更是讓眾多超前與奇葩的規劃出臺，當它們導致了幾乎難以收拾的地方債局面，借債的官員早已經調離或升遷，同樣沒有問責機制的地方債借還，就這樣被傳遞到下任官員的手中，最終逐漸積累成幾欲“爆炸”之勢。已不得不正視的武漢地方債務，成為了所有人都看得見的分析樣本，它指向的還是無處不在的重建。

　　重建從何開始？滾雪球般增大的地方債，它該如何真正地為自身制度性減負？不久前，國務院參事夏斌曾表示，在地方政府還債問題上，一是要嚴格執法，絕不能搞“下不為例”，二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類處置。對個別大搞樓堂館所、鋪張浪費又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要勒令其搬出豪華辦公樓，搬進簡易房上班，并逼其賣樓還債，逼其賣好資產還債———要求地方政府賣樓還債也許不可行，但夏參事的建議是一種提醒：對于地方債務問題，最緊要的是當下要行動起來，否則，較之無責任追究的過度負債，地方政府總能找出種種應對理由來。
    武漢的“滿城挖”建設將有怎樣的終極收獲？因此而起的地方債風波又該如何平息？一切還需拭目以待。但當過度的城市建設制造出巨大的地方債務，是時候正視它們之間的畸形關系了。如果說地方債問題暫時難以于短期內解決，建立系統性的約束機制也尚待時日，那么對耗資巨大的城市改造行為建立一種準入門檻，應該可以成為現實的制度設計。地方債務起于何處？一個答案至少可以是，它正起于我們對大肆造城、政績工程現象的熟視無睹之上。（特約評論員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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