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云南省出臺改善代課教師境遇的政策，全省十余萬代課教師將獲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筆補助，同時迎來一道證明題：自行舉證證明代課經歷。但鄉村教師們普遍缺乏物證，證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在艱難的自證前，貧困、衰老的代課教師程興貴無奈跳下50米高的瀑布自殺。(9月5日《南方周末》)

　　明明是補償和慰藉代課教師的好政策，為什么給程興貴他們帶來新的傷痛？問題出在代課教齡的認定太僵化，代課經歷“自證”的要求太苛刻。

　　回顧讓程興貴無奈而走入極端的原因，看似他8年教齡難以“自證”事出偶然，實則是必然的結果。代課教師絕大多數都身處農村，“臨時工”的身份注定了他們缺乏編制內教師才具有的詳實檔案材料，而鄉村學校對“臨時工”任課、人事、財務資料的管理和保存又無法做到很規范，同事、領導很多已經離散、老病甚至去世，在如此艱難的情境下，無法自行證明教齡并不意外，反而是能夠清晰自行證明教齡值得慶幸。

　　盡管整體專業水準可能不夠理想，程興貴這樣的一大批代課教師，為中國教育事業特定階段的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尤其是偏遠的農村，代課教師曾經長期擔當著課堂主力的角色。他們拿著少得可憐幾十元、上百元的微薄薪水，撐起了風雨飄搖的鄉村學校。他們已經淡出歷史，但歷史卻不改淡忘他們。

　　過去十來年的時間里，全國數十萬代課教師陸續被清退，有些人獲得微薄的補償，有些人兩手空空地離開。站久了鄉村的三尺講臺，對“百無一用”又歲數偏大的代課教師們而言，無論務農、做工還是經商，謀生的“轉型”之路都異常艱難。在崗的時候收入微薄，離崗的時候身無長物，對這些奉獻一生、清貧一生卻最終被剝奪教師身份的教育事業“有功之臣”，國家應該給與物質和精神上的補償。

　　好在國家和政府并沒有忘記代課教師。2011年，教育部聯合多部門下發的《關于妥善解決中小學代課教師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代課教師將獲得數額不等的一次性補償。2013年3月，云南省出臺實施細則，補償終于進入實質性階段。對云南的十余萬代課教師群體來說，這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獲得來自國家的政策補償。可想而知，對被清退的程興貴來說，這是他生平最大一筆收入，不僅意味著可以極大地緩解生活的困窘，更意味著來自國家和社會的關心和溫暖，意味著他數十年的代課教師生涯得到了認可和價值體現，豐富的寓意遠遠不只是錢的問題。

　　對于程興貴的不幸遭遇，不能止于對他本人25.5年的教齡加以認定，這不是一個人多拿少拿幾千塊錢的事，而是事關數以萬計代課教師基本權益和尊嚴的大事。

　　要反思此項補償政策存在的顯著缺陷，針對鄉村代課教師生存窘境的現實，為什么不能“因陋就簡”？在指定的物證缺失之外，為什么不能允許旁證的采納？在人證不能到場的前提下，為什么不能允許證人其他形式的作證，或者為什么教齡審核人員不能主動去探訪證人呢？希望藉此不幸的教訓，讓代課教師教齡的認定程序更靈活、變通，讓審核的干部和工作人員更尊重代課教師的感受和權益，這或許也算不幸中的萬幸吧。

關鍵詞：代課老師,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