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舉行，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了二審。針對大量虛假廣告充斥電視節目、明星代言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等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情況，草案初審稿與二審稿均強化了虛假廣告發布者的連帶責任。(8月27日《新京報》)

　　近年來，明星代言廣告已成為一種新的流行趨勢，一些企業不惜花血本，大到房地產、汽車，小到衛生巾、洗頭水和瓜子，再到民眾生活的角角落落，甚至不孕不育醫院，都請名人來做廣而告之。況且，在國人的骨子里大都有愛屋及烏的特質，喜愛一個明星，就愛他的全部，當然，同樣也喜愛和信任他的廣告。

　　可是，公眾心目中的明星代言并不“爭氣”，從劉嘉玲代言SK，蔣雯麗代言的化妝品，李詠代言的某地板，葛優代言億霖傳銷，再到鄧捷代言的雙匯冷鮮肉，都因產品質量或涉嫌欺詐等問題，先后引起軒然大波。

　　基于此，正在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把名人代言行為納入規范管理，輕者將要承擔行政和民事連帶責任，這不僅將終結公眾人物代言虛假廣告游離法律之外的歷史，強力約束代言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也有利于廣告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使廣告真正成為普通老百姓的“購物指南”。

　　誠然，經由名人代言的虛假廣告，給公眾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但這損害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確實需要客觀地分析，以免立法出現錯位，甚或“天大”損害再度降臨。一個廣告的“出籠”面世，從拍攝、審批到播放是由多個鏈條構成，廣告的“出規”，就是各個環節鏈條沒有負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說到底，虛假廣告的面世，是商家、媒體、明星和監管部門的共謀結果，明星充其量只算是個“配角”。我們在指摘名人見錢眼開的同時，更應看到鏈條上其他環節，尤其是監管部門所應承擔的責任。

　　令人不解的是，無論是《廣告法》修正案草案，還是正在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對監管部門的問責，都未涉及到。《廣告法》修正稿，在原有三大主體(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布者)的基礎上，把參與廣告代言、證明、推薦的“廣告其他參與者”，列為四大主體，但由于監管部門既不屬于“其他參與者”，又不在“四大主體”范疇內，同樣，《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也沒有任何監管者失職瀆職的處罰條款，這意味著，廣告監管部門已排除在問責之外。

　　現在的問題是，廣告主管部門對廣告的日常監管，做得很不到位。任何一種虛假廣告的出現，并非短時間形成的，對于廣告的異常舉動，監管者應早出手，爭取主動，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中。而不能等到因廣告效應對民生甚至整個國民生活造成重大損害時，迫于輿論和上級的壓力，才被動地執法。

　　因此，《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正案草案，包括《廣告法》修正稿，有必要將廣告監管部門列為“連帶”主體，成為問責對象，這不但有利于架構起廣告監管體系，增強主管部門監管主觀能動性，而且也能讓市場投機分子無任何空隙可鉆，實現對違規操作者的精準打擊。否則，廣告監管者就會疲于應付，推三阻四，不但理順不好廣告市場秩序，而且，虛假代言，還會輪番上演。

關鍵詞：消費者,明星代言,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