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宣部等五部門發通知提倡節儉辦晚會，要求不得用財政資金或國企資金高價請“星”或捧“星”，同時被禁的還有借舉辦晚會發禮品或貴重紀念品。

　　上述舉措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中央“八條規定”。“國八條”貫徹至今，不斷揪出一些“蒼蠅”乃至“老虎”。實踐證明，中央的這次反腐行動信心堅定，雷厲風行。日前廣西剛有一個縣委書記因公款吃喝被免。基于此，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次的五部門禁令也不會只是走形式，而是動真格。

　　事實上，這次“通知”有其社會背景，那就是奢華晚會“容易助長不正之風，損害黨和政府形象，群眾意見很大。”正因如此，“通知”特別強調，“帶頭把制止豪華晚會和節慶演出作為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杜絕鋪張浪費的一項重要任務，切實解決好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盡管“通知”在執行時尚需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但聆聽群眾呼聲，并落實到具體行動，已經體現了政府在治理不正之風方面的努力。

　　目前，對“通知”的效果尚未可輕言樂觀，不可低估官員“以身試法”的“膽略”。正如“八條規定”震懾力不可謂不大，但時至今日，依舊會有若干官員頂風作案，面對記者采訪敢于叫板“盡管報”。在根深蒂固的陋習及既得利益的驅動下，膽大妄為者總會存在，這要求我們要把制度的“籠子”打造得更嚴實，不給權力留下“后門”。具體到這次“通知”，目前，何謂“高價”、何謂“大操大辦”、何謂“貴重紀念品”，何謂“原則上不得……”等，尚無定論。譬如一個明星，原來出場費300萬，現在出價100萬，似乎是“低價”。問題是，高價本可能源于畸型的供求關系。只要沒有定論，便會給個別權力膨脹的“領導”留下打“擦邊球”的騰挪空間；有了騰挪，本來很嚴肅的財務監督和審計制度，倒反而可能成為權力“走私”的擋箭牌。正如“八條規定”之前的高檔白酒，價格虛高的原因部分就緣于畸型消費，“消腫”之后，原形畢露，也就那么回事。

　　具體問題的彈性，似乎難以一刀切。但是，只要真正著眼于制度建設，其實上述問題不難解決。俗話說，揚湯止沸，熟若釜底抽薪。比如用財政資金“高價捧星”的問題，只要從制度層面，把財政資金的預算制度執行到位，讓公眾對上述資金的使用有知情權和表決權，而不只是少部分人說了算，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換個角度看，在并沒有重大傳統節日的八月，五部委出臺這個“禁令”，盡管基于對民意的了解和尊重，但多少令人略感突兀———這次禁了高價捧“星”，下一次可能會出臺什么方面的禁令呢？正如對一個調皮的兒童，可以禁止用彈弓打鳥、禁止在街上打鬧、禁止課堂上亂跑亂動……但“禁”無止境，再多的“禁”都無法避免“掛一漏萬”的結果。真正理想的做法，是從塑造良好的習慣，端正規范其思想做起。而習慣的塑造，有賴于系統嚴格的制度，那才是真正長效而穩定的東西。事實上，無論是對治理權力腐敗、公款吃喝，還是對政府財政資金的使用、對國企經費的管理，其實未嘗沒有完整的規定，但問題往往就出在制度的細節和剛性，以及執行的堅決上。

　　當然，“通知”自有其內在依據。如前所言，它與“八條規定”一樣，是基于對民意的尊重；另一方面，其更大的意義，在于通過有選擇的“禁止”，彰顯行動的決心和勇氣。我們自然期待著各部門行動起來，擠出“膿皰”；但同時也更希望能通過專項治理，積累經驗，最終提高系統的制度執行力。（特約評論員劉志權）

關鍵詞：明星,晚會,節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