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歲的老兩口，守著25歲的患精神病的兒子。12年來，兒子反復住院21次，一年365天每天都需用藥維持。為了省錢，一個多月前他們騎車近14個小時前往保定尋醫，中途只吃了一份炒餅。

　　他們多次被兒子趕到公園和醫院的長椅上過夜，他們到處給兒子的惹禍善后，他們24小時開機，對兒子的電話隨叫隨到。但是他們在一點點老去。

　　漫長的求醫過程，親情越來越遠，朋友越走越少，連鄰居都搬走了好幾撥。生活里，他們只剩下了患者兒子，卻如同守著一顆不知何時就會引爆的炸彈。

　　7月28日，本報刊登了《精神病人的回家路》一文，引起了石家莊多名精神病患者家屬的強烈反響，患者家屬郭翠蘭夫婦被病友推選為代表找到本報，講述了精神病患者家屬群體的困境，一個患者家庭12年的掙扎。“沒有希望，你知道嗎？沒有希望。連想死的心都不能有，你知道有多絕望嗎？”郭翠蘭瞪著眼睛說，她的眼神里有些空，那種絕望像一個無形的囊，包裹住他們的生活，連掙扎都沒有力氣。

　　365天、24小時，老兩口隨時待命的12年

　　8月6日，石家莊悶熱的一天。郭翠蘭和老伴李健康，只能到報社接受采訪，因為自從20天前兒子李帥出院后，情緒暴躁，他倆又被趕出了家門。

　　在這個母親略帶悲傷的臉上，幾乎讀不出其他的信息：這20天來，白天流浪，天黑了，老兩口就到家對面樓的走廊，向家的方向張望，看到兒子在屋里的身影，心才稍稍放下。

　　接下來是漫長的等待，什么時候家里的燈熄了，郭翠蘭和老伴輕手輕腳地回家，李家的夜晚才在忐忑中結束一天。

　　這只是其中一天。

　　2001年，李帥第一次住院治療。12年，21次住院，錢，已經是這個家庭最忽略的問題。多家醫院的診斷從狂躁癥到抑郁，李健康和郭翠蘭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實，在12年里，一點點滲透到他們的骨子里———唯一的兒子得了精神病。

　　郭翠蘭隨身攜帶的本子上，記錄著全國100多家精神類疾病治療門診和專業醫院的電話，字跡工整，抄寫于每次病友的交流和電視報紙的傳播。

　　李健康扳著指頭數，這些年，河北的醫院都看遍了，石家莊六院、醫大一院……他每提到一個醫院，就下意識地報出這家醫院精神科主治醫生的名字，連醫生的調動都一清二楚。北京、西安也都去過，打聽到哪家醫院好就去哪兒看。

　　365天，每天都要通過藥物來控制兒子的情緒，即使這樣，這個家庭所遭受的，依然是外人難以想象的。

　　每次李帥發病，大喊大叫，要求一個人獨處，家就成為他自己的空間。無論春夏秋冬，醫院和公園的長椅上，郭翠蘭和李健康都曾過過夜，我們無法得知，被發病的兒子趕出家，他們是如何挨過漫長的夜晚的。

　　然而，這些都不是這個家最恐懼的。對郭翠蘭夫婦來說最恐懼的是，他們被趕出家，還得隨時等待兒子的召喚。就在記者采訪過程中，郭翠蘭接到李帥的電話，立馬和通了電一樣站起來，身體緊繃，電話緊扣在耳朵上，嘴里答應著，“好的，好的，我馬上來。”

　　兒子成了身邊的野獸

　　掛了電話，郭翠蘭從腰間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個扁扁的錢包，摳出疊得整整齊齊的兩塊錢。李健康問，夠嗎？然后又遞給郭翠蘭一塊。

　　郭翠蘭收拾著包說，李帥不舒服，要去醫院找醫生，得馬上過去送錢。這是老兩口每天的生活中，很常見的場景。即便是不能回家的深夜，兒子一個電話，郭翠蘭就得以最快的速度趕到。

　　郭翠蘭對兒子的恐懼，已經完全超出了母親和兒子的關系，她難以理解被親生兒子用高壓鍋蓋砸得頭破血流。她一遍遍問，你能理解嗎？你最愛的親人，好像你身邊的一個野獸，你不知道他什么時候發作，又不能拋棄他。

　　郭翠蘭說她一個人不敢獨自和李帥在家，枯瘦的雙手下意識地攥緊裙子，眼神中的恐懼如同情景再現。

　　和被關在籠子里的精神病患者相比，李帥是幸運的。但是這種幸運，其家人付出的代價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這個三口之家，同居一室的夜晚，需要把剪刀、菜刀全都藏起來。即便如此，李健康也不敢睡得太死。他害怕每一次電話響，對于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在摁下接聽鍵之前，都恨不得對方說打錯了。

　　李帥有一次半夜發作，要出去走走，李健康拽上件衣服就得跟上。李帥走著走著突然躺在馬路上不動了，說要涼快涼快。李健康怎么叫，他也不起來，只好蹲在李帥旁邊，一直蹲到天亮?？粗煊珊谧儼?，看著賣油條的一家支攤炸油條，顧客慢慢多起來，又散開，最后攤子撤了，馬路上一片繁忙，李健康才帶著“涼快”夠了的李帥回了家。

　　曾經被兒子鎖在屋里，眼睜睜看著全家的廉價手機被發作的李帥在樓道的液化氣灶具上燒光，李健康不得不對家里的三個鎖進行了改裝，連兒子房間的插銷都得改裝，以防止他把自己關在屋內打砸。“一萬多的電腦，他發病的時候，150塊就賣了；給他辦的公交卡，他去退押金拿出來花。這些都不能說，說了他更容易發作。”李健康灰白的頭發，說到激動時，有些顫巍巍，遠比59歲的年紀看上去蒼老，舊舊的T恤衫，衣服領子縫著密密的針腳。

　　父母能給的都給了

　　這個身材高大的男人，曾經是一名司機。李帥14歲因病輟學后，不停地惹禍，“有時候上著班，打來電話說又鬧事了，就得趕緊往回趕，什么工作能允許你這樣？”李健康帶著李帥去醫院的路上，趕上李帥發作，在大馬路中間，把自行車橫著拋出去，砸中了一輛過路的轎車。李健康和司機道歉，又擔心著李帥惹出更大的禍，不得不在馬路中間高喊著他最不愿意說的話，“我兒子有精神病，對不起，請你原諒他”。然后塞給了司機200塊錢，趕緊去追兒子。

　　李帥不住院期間，在家無聊要求上學，李健康多方聯系，把李帥送到一所私立學校，買了被褥課本，安排好沒幾天，就接到學校電話，李帥把傳達室砸了，電動門也給弄壞。

　　李健康請假跑到學校，和校方說盡好話也無法改變兒子不能繼續讀書的結果。為了省錢，他拿著壞掉的電動門遙控，蹬自行車找到郊縣的一家電動門廠進行維修，和電動門廠方的銷售員磨了5個多小時，還是賠了500塊錢。

　　類似的事情太多，李健康不得不辭職善后兒子制造的每起事端。郭翠蘭堅持工作到退休后，這個家庭的全部收入就是她的退休金1940元。

　　就像最近的第21次出院，李帥要求自己住，把郭翠蘭夫婦趕出來，吃飯成了問題，兩口子擠出每周200塊錢，作為他的生活費，剩余的錢，就一分一分地攢李帥的藥錢。

　　對于一名精神病患者，控制情緒的就是藥物，365天，一天都不能斷。國產的精神病類藥物，20片250塊錢一盒，進口的30片要700多元。李健康的破錢包里，夾著幾張磨損嚴重的名片，甚至有藥廠的銷售員，全市的藥店他都跑過，由此來對比哪家能便宜幾塊錢。

　　一個多月前，夫妻倆騎著自行車去保定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咨詢，騎了近14個小時，早晨5點多出發，傍晚7點多才到。這一天，他們只在新樂吃了份炒餅。

　　趕到醫院后，咨詢了大夫，轉了轉醫院，晚上在醫院的椅子上相互靠著，第二天凌晨4點往回趕，歷時又是近14個小時。

　　類似的行程只是12年里，這個家為了給唯一的兒子治病，無數次看病、21次住院經歷中的一個。

　　聽說北京一家精神病醫院比較好，李健康買了最便宜的夜車往北京跑，到北京是凌晨，想到坐車還要花錢，到天亮也還早，他黑燈瞎火地從西站邊問邊走，4點多走到了醫院，“嘿，黃牛還問我，還有比他起得早的？我說我還沒睡呢。”李健康苦笑了下，大手抹了一把眼角。

　　家庭能管的都管了

　　李健康說，已經很難用語言來形容他對兒子的感情，12年的折磨，兩口子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精神極度脆弱，“但是家要是再不管他了，誰管他？”

　　“他喊我一聲媽，不管想什么辦法都得去管他。”郭翠蘭承認，李帥住院的日子，是兩口子相對安靜的時光。

　　但是也只能安靜三個月。“按照醫保的規定，不能無限期住院治療，我們自費也花不起，只能住三個月就出院，自己承擔3000多塊錢。”這意味著，大部分的時間，李帥還是要在家，靠父母監管。

　　即使這樣，并不是每次住院都能順利，李健康發現李帥情緒發作，曾把他騙到正定一家醫院，請求院方強行收治。李帥出院后，就這次經歷，不斷地找李健康麻煩，對住院一再抵觸。

　　李家一個月曾打過3次110。隨著年齡增長，他們對控制發作的李帥，越來越力不從心，110幾乎成了李家的救兵。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次李帥發作，都能及時的求助。“他小時候，我和他媽倆人摁著還行，現在我越來越老，他越來越壯，個頭比我高，我倆根本弄不住他。”李健康緊鎖眉頭回憶，李帥有次在院子里發作，李家夫婦騰不出手來打110，就請鄰居燒餅攤老板幫忙。李帥邊掙扎邊大喊，“你敢打，等我起來，我跟你沒完”。

　　李健康用眼神示意對方到李帥看不到的角落打，110趕來把李帥送到醫院。事后，李健康夫婦帶著水果去看望燒餅攤老板，對方客氣地說，都是鄰居，應該的，但第二天，這家人就搬走不見了。“現在的鄰居還不知道這個情況，這幾年鄰居換了好幾撥，我們也很過意不去，可又有什么辦法呢？不住院的時候，能把他關在哪？難道也要用籠子鎖起來？”郭翠蘭無奈地說。

　　12年里，親戚的走動越來越少，“大家在躲著我們，能理解，這病基本治不好，病友間的交流也就越來越多。”直到某天，郭翠蘭發現，除了兒子、病友，他們的生活里，已別無他物。

　　“我倆死了孩子怎么辦”

　　每年李帥生日那天，郭翠蘭都會給他拍一張照片。今年拍攝的照片上，李帥高大帥氣，如果不是坐在對面的郭翠蘭提示，很容易讓人忽略，他是一名患者。

　　是的，他只是一名患者，和其他的患者一樣。

　　李帥看到電視上對精神病人的調侃，也會發脾氣，“他們以為我愿意得精神病嗎，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已經無需追究這個存在的既定事實是如何形成的，家有患者是李家現在必須面對的現實。嚴峻的是，除了醫院和家，李帥別無選擇。“我看了你們報紙，就特別期望有一個康復機構，當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可以在家和醫院之間，緩沖下，或者說，把這個群體的患者集中起來，他們不會出來對其他人造成危害，也有一個可以待的地方。”李健康描述著他想象中的機構的模樣，又苦笑了一下說，“還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著看到?，F在是活一天算一天，可我倆死了孩子怎么辦？”

　　郭翠蘭跑過民政、殘聯多個部門咨詢，沒人能答復她。

　　李家只是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統錄入的15.82萬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的一個。他們一家的遭遇和掙扎也只是其中的一個片段。當一個家庭已經用盡了力氣去保障一名社會成員，誰來接替他們呢？“你知道嗎？有時候我在路上走，看著別人都高高興興的，就特羨慕，我怎么就沒那個時候？哪怕消停一天，我都感覺特滿足。”李健康頓了頓，看著報社的窗戶，使勁讓眼淚不流下來。(應當事人要求，受訪者全部為化名)

關鍵詞：精神病,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