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河南西平縣所有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和企事業單位有超生子女的黨員干部職工，均需再次繳納高達數萬元的超生子女社會撫養費，據悉總共要征收5個億。當地有人因為承受不了再繳4萬多元社會撫養費的壓力，選擇了自殺。4日《新京報》發表社論質問：社會撫養費豈能“想收就收”？！

　　從西平縣的文件看，此次社會撫養費清查清繳有兩個特征，一是對象僅限于機關企事業單位黨員干部職工，二是拿不出正規繳費票據的一律需繳納。這些做法看似公權力在拿自己人開刀，但于法于理都有說不通的地方。

　　在計生法律面前，只有是否違規超生之分，沒有黨員干部與普通群眾之別，尤其是在社會撫養費征收問題上，國家更是有明確的條件和標準，且明確不允許一事二罰甚至“想罰就罰”。黨員干部職工往往還需依規依紀受到輕則警告、重則開除黨籍或公職的處分。或許西平縣正是自恃握有可處分的“軟肋”，而逼迫黨員干部交錢保平安。

　　另一方面，以是否有正規繳費票據作為“一刀切”標準，法律上也許挑不出問題，但在不規范的執法現狀中，這一做法需打問號。在西平，很多人就表示曾繳納過費用但并未收到專用票據。其實，計生收費多存在議價現象，不開具票據可少交費，在一些地方也是公開的秘密。過去的“糊涂賬”不理，如今又拿出來說事，讓人無法接受。

　　對此次清查，西平縣可能需先澄清一些疑問，如此次清繳的執行依據為何是縣委縣政府聯合發文，而不是國家法律法規？征收主體為何是專門的辦公室，而不是計生部門？僅指向超生的黨員干部職工，是這些人過去因身份原因免繳或少繳了，還是因保留了組織處理措施而可關鍵時候“按需索取”？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絕不是法外之地，不明不白地坐地收錢，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很明確，但對被征收家庭的收入認定，基層部門卻有著很大的裁量權。此外，社會撫養費上繳國庫實行收支兩條線，但絕大部分會返還到地方財政，這就增加許多地方的亂收費沖動。所以，從根本上解決西平縣這樣對社會撫養費“按需索取”的亂象，必須限制基層部門權力，明確社會撫養費的使用范圍。同時，社會撫養費也應透明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如此，才能遏制地方亂收費的沖動。

關鍵詞：社會撫養費,超生子女,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