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無論任何原因、任何理由，都不能為極端行為提供道德支持，更不能幫其做法律開脫。一切動機，在生命和公共安全面前都不值得一提。

　　幾起個人極端暴力犯罪，引起執法機關的高度重視。7月29日，北京首都機場爆炸案和大興摔死女童案同時進入逮捕程序，前者犯罪嫌疑人冀中星因涉嫌爆炸罪被批捕，后者犯罪嫌疑人韓某、李某則分別因涉嫌故意殺人罪和窩藏罪被批捕。北京警方表示，對嚴重刑事犯罪要堅持主動出擊、露頭就打。

　　一個社會對待犯罪的態度，也折射出對公民權和生命價值的態度。與普通刑事犯罪相比，個人極端暴力犯罪多以發泄私憤、報復社會、制造影響為目的，具有手段殘忍、突發性強和目標泛化等特點，其社會危害性更大。遭受傷害的不僅是個案中的受害人，更包括公民權利和整個社會的安全秩序。一旦社會陷入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恐慌中，個人安全與權利便無從談起。因此，對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容忍，是對生命尊嚴的殘忍，對公民權而言無異于“引狼入室”。

　　在法律的視野中，對犯罪根源的探尋是一碼事，對犯罪懲治與司法公正的關注是另一碼事，不能因為犯罪中凸顯出的社會公正焦慮而犧牲司法正義。無論釀成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對犯罪的懲治都必須堅持法律標準，本著法律規定和立法精神進行有效追訴，才是司法正義的本質要求。

　　有證據表明，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示范效應或傳染性明顯強于其他犯罪行為，如果公眾濫施不恰當的同情，可能慫恿更多自我感覺不公的人走向極端，以報復社會、傷害無辜的殘忍方式尋求救贖。對個人極端暴力犯罪保持“零容忍”，還是出于對司法正義歸復的考慮。任何犯罪都是對社會關系的破壞，對犯罪的依法嚴懲是實現正義歸復的基礎。

　　對待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我們每個人的態度構成了社會的態度，進而體現出我們對待公民權和生命尊嚴的態度。理性告訴我們，挖掘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根源，是社會問題；對個人極端犯罪如何懲治，是法律問題。面對犯罪，首先應當回到法律層面理性對待，如果讓司法機關去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無疑是種得不償失的非理性強求。

　　在基本的大是大非面前，任何修飾都無法給犯罪包裹上正當的外衣。無論任何原因、任何理由，都不能為極端行為提供道德支持，更不能幫其做法律開脫。一切犯罪動機，在生命和公共安全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兵臨

關鍵詞：生命,公共安全,犯罪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