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銀平(河南開封)

　　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7月25日在港交所發布公告稱，貴州和山東前省長石秀詩、韓寓群，加盟中國重汽，任獨立董事。(7月29日《東方早報》)

　　所謂“權力磁場”效應，是說退休官員雖然沒了行政崗位，由于其有廣闊的人脈和政治背景，其公共身份表面上消失了，而沉淀在其身上的公共權力，卻像磁力一樣，不會馬上消失，而會有毋庸置疑的延續性以及影響力，他們退休后繼續兼職，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對于社會公正，仍有嚴重的干擾，甚至會滋生嚴重的腐敗現象。

　　比如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人民法院原院長腦日布退休后，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專門在自己任職過的烏審旗人民法院打官司，基本上凡打必贏。他說:“判案的骨干，基本上都是我的部下。一般我受理的案子都是贏的官司。”再比如銀河證券前總裁肖時慶，他在證監會和證券公司之間兩進兩出，因受賄和內幕交易兩宗罪名，被河南省高院終審判處死緩。出現嚴重的、隱形的公權力私人化。個別官員為了達到“在位弄權，退位弄錢”的目的，在位時大搞權力期權化，為自己掌控的企業或公司謀取好處，退休后擔任有償兼職，扭曲了為官之道，損害了企業公平競爭。

　　正因為這樣，《公務員法》才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但對于什么是“直接相關企業”，缺乏詳細解釋，這個條款執行得很不到位。

　　正是為了延伸這種社會公平，有些地方出臺了地方性的細化管理規定，比如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對于領導干部離任后的從業行為，給出了明確的規定，要求切實規范領導干部離職或退休后的從業行為，杜絕兼職取酬行為，意義非常積極。

　　所以有必要對此類現象做出一些規定。其一，作為退休的官員，因為其有潛在的行政影響力，對其監管和監督，同樣不能放松，而應該提升到重要位置，堵上這個監督漏洞；其二，官員退休兼職，是發揮余熱，一味禁止是不夠的，為這種兼職套上一個法律龍頭，確定其應有的法律界限，確保其在法律框架內公平兼職，才是杜絕腐敗的必要手段；其三，這種規定要讓某些“官員退休兼職腐敗的理論和現實”被法律終結。

　　聯系到新聞中的兩位前省長，他們擔任過“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或副主任委員”，而今從事的又是上市公司董事，是經濟范疇的兼職，領取了18萬的年薪。這種兼職取酬還是違背了南京市的這種細則規定，挑戰了社會公平，是應該受到規范和禁止的。

　　《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退休后……鼓勵發揮個人專長，參與社會發展。”公務員或官員退休后發揮余熱當然好，但應該出臺詳細、權威的地方性規定，堵上這個兼職漏洞，堵住任何“權力磁場”效應，創造更多的發展公平。還有，退休高官兼職取酬也應該納入公共監督范疇，動用公共力量、司法力量，預防可能出現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