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殺人案連奪5命，我們并沒有過多地在意嫌疑人的姓名，引起民眾憂慮的是他們都曾有精神病史。

　　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精神衛生處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我國精神科開放床位總數是22.8萬張，而根據1993年的全國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當時全國重性精神障礙患者有1600萬。之后，再無此類全國性的調查。

　　2006年，河北省建立“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統”，截至目前，納入該系統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總數為15.82萬人。

　　與之相對應的是，截至2010年12月，全省149所精神衛生機

　　構，精神專科醫院65所，綜合醫院精神科78個，精神科診所6所。

　　按照行政區域的劃分標準，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空白區”有68個

　　縣區。這意味著，這些區域的精神病患者，沒有一張容納他們身體的病床。

　　值得一提的是，和嚴重短缺的精神疾病衛生機構相比，全省沒有一家承擔著精神疾病患者從醫院到家庭之間的過渡機構，而這類機構對于精神疾病患者回歸社會的重要性不亞于治療過程。

　　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家庭

　　郭月仙(化名)已經半年沒有外出打工了，對于減少的收入，她不無擔心。

　　19歲那年，小兒子在學校受刺激，精神出現狀況，這家人的生活就此被打亂。

　　如今，她26歲的兒子眼瞅著就要錯過最佳婚娶期。吃藥可以維持兒子的狀況，甚至可以外出打工，但年初，她的兒子遭遇車撞，已在家休養半年多。

　　忙活二畝多地，偶爾打工掙錢，去保定拿藥———這是郭月仙近幾年的生活常態。“頭幾年害臊，怕人家知道孩子有病，藏著。”郭月仙回憶，隨著病情的嚴重，前年開始，郭月仙帶著兒子到石家莊等地看病，希望可以緩解兒子的病癥，也是這一年，他們接受了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的解鎖工程救助，治療幾個月后，病情大大緩解，郭月仙帶著藥和兒子回到家。“吃藥控制得好，孩子就跟沒事一樣。”郭月仙說，但即使再便宜的藥，一個月也得幾百元，村子里的低保每年一選，去年郭家就落選了，今年當選了可以有1000多元的低保費，并不能完全解決吃藥的費用。

　　郭月仙自身有高血壓，因為兒子，不到萬不得已，她不敢吃藥，“怕吃后停不了。”

　　精神疾病患者醫療少保障

　　武警河北總隊醫院和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都曾開展解鎖工程。此項專門針對農村家庭貧困的被鎖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在今年5月1日《精神衛生法》實施后，都暫停了。

　　根據這部法規，將精神疾病患者強制醫療的主體只能是監護人、公安機關，醫院的強制醫療救助“師出無名”。

　　盡管，解鎖工程救助的10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相比數字龐大的重性精神障礙患者杯水車薪，但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治療期最長不超過3個月，以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為例，絕大部分的患者40天左右即可出院，這期間的醫療費用并不會高額到難以為繼，問題在于患者的繼續治療，通過藥物來控制疾病的發作。

　　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院辦室主任李佳勛介紹，如果參加了醫保或新農合，病人都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報銷，遺憾的是，就目前醫院的就診情況看，精神疾病患者很少參加這兩項保障。

　　越是沒有保障，對于漫長的服藥過程，家庭失去耐心的可能性就越大。

　　精神科醫護人員短缺

　　家庭監護的缺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失守。

　　醫護人員的短缺，則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療過程中不為人知的內傷。“病人辦好了入院手續，換病號服的過程中，一下子掐住護士的脖子，好在旁邊有個男家屬趕緊給掰開了。”這驚險的一幕，很難想象發生在病房里。

　　武警河北總隊醫院的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陳云芳，對類似的場景見怪不怪，但也更凸顯精神類醫療機構對男護士的渴求，在過去的七八年里，陳云芳所在的精神衛生中心，女護士的流動已經超乎正常比率，流失了40多人。

　　自從一位供職四五年的男護士離職后，陳云芳的部門，再也沒有了男護士的身影，而控制部分暴躁型患者，需要一把子力氣，女護士顯然應對不了。

　　不久前，精神衛生中心好不容易來了一名男護士應聘，陳云芳斟酌著和對方談了一次，希望要有個心理準備……結果，只待了兩天，新來的男護士就不辭而別。“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跟別人一介紹，說自己在精神科上班，估計連媳婦都不好找。”陳云芳坦言，因為醫護人員的短缺，不能保護病人的安全，收治病人方面，醫院已經受到了影響。

　　精神類醫療資源分布不均

　　武警河北總隊精神衛生中心的情況并非個例，相對而言，作為一家主攻精神類疾病的專業醫療機構，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有550張病床，有350多名專業人員顯得非常“富足”。

　　然而，全省最專業的兩家精神類醫療機構全部在保定轄區，另一家是河北榮軍醫院。對于保定當地的精神疾病患者是福利，對于外地患者卻是周折。

　　廊坊和邢臺的地市級精神醫療機構還在籌建中。以廊坊為例，霸州中醫院有精神科，固安、香河、文安各有一家外，其他的區縣再無類似機構。

　　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2010年對全省的精神類醫療機構的調查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全省149所精神衛生機構，精神專科醫院59所，綜合醫院精神科78個，精神科診所6所。

　　石家莊精神衛生機構的數量最多，達到了34所，廊坊市精神衛生專科醫院的數量最少，僅一所。

　　按照行政區域的劃分標準，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空白區”有68個縣區。這意味著，這些區域的精神病患者，沒有一張容納他們身體的病床。

　　精神病可控可防可治療

　　和受訪的兩家醫院的醫護人員比，公眾對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懼已經難以言表。

　　陳云芳認為，近幾年，精神疾病患者的肇事率已經明顯下降，而將精神病作為突出字眼，強化在刑事案中，是認知上的誤區。

　　“精神病就是一種慢性病，和高血壓、糖尿病一樣，唯一的不同是這種病的患者的癥狀表現不同于其他疾病，但是科學研究和臨床都已經證實了，它的好轉率很高，也就是說是可以治療的，治療針對病人的急性發作期，度過這個階段之后，堅持服藥就可以長期控制，這一點和糖尿病人用藥可以正常生活工作是一樣的。”李佳勛介紹。

　　然而，兩家醫院的多年治療經驗顯示，不僅是公眾，包括患者家人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都很難消除。

　　家庭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港灣

　　“很多家庭比如說一次性投入十幾萬，二十多萬，去治療其他疾病的患者都沒有問題，但是細水長流地去照顧一個精神疾病患者，就會很抵觸。”陳云芳介紹。

　　李佳勛在省第六人民醫院工作了20多年，見過各種各樣的家庭在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上的轉變，“越是小孩子，比如說在學校期間患病的，得到的家庭的照顧和就診的積極性越高，隨著患者的年齡增大，治療的周期增長，家庭的厭棄態度越明顯。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姐妹的照顧，就更不到位。”

　　李佳勛說，院里有一位多年住院治療的患者，每年他的妹妹到醫院看一到兩次，每次來買一點水果，放下就走。對這位患者的照顧就落到了醫務人員頭上，有的護士看不下去，從家里帶點飯、買點水果給他。

　　多例解鎖工程治好的病人，送回家的過程，遭到了家里和村里的抵制，也讓院方很無奈，“這幾年，我們投入了100多萬元的治療費用，還不包括我們醫護人員的付出，讓人寒心。”“也有好的案例，比如說患者回家后，家庭照顧得很到位，按時到醫院給患者取藥，患者的康復率就很高，甚至帶著藥可以外出打工。”李佳勛說，“解鎖工程80%的患者都恢復得很好。”

　　應建立健全社區康復機構

　　“河北省總的來說，這幾年精神疾病專業機構是不斷發展的，但是服務體系還是不健全，其中最缺的是精神疾病社區康復機構。”李佳勛介紹。

　　社區康復機構，也是精神疾病患者從急性發作期治療結束后，到家庭之間的過渡機構。

　　目前，全國只有北京、成都有類似的機構。比如北京回龍觀醫院，就有針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藝術行為治療、廚藝訓練、社交技能訓練、操作性音樂治療、主動式家庭干預等康復治療，還開發了經營小賣部、流動圖書車等職業康復項目。

　　事實上，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院后的精神障礙患者就業率僅為15%-30%。

　　在河北省第六人民醫院的調查中，在全省所有的精神衛生專業機構中，政府辦的有100所，占總數的67.11%；個人辦的有40所，占26.85%；企業辦的有6所，占4.03%；其他類3所，占2.01%。

　　而對于康復機構，專業人士認為，私人承辦幾乎沒有可能，因為盈利微乎其微。這種情況下，康復機構或者說中途機構的承辦就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投入。《精神衛生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統籌規劃，整合資源，建設和完善精神衛生服務體系，加強精神障礙預防、治療和康復服務能力建設。縣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統籌規劃，建立精神障礙患者社區康復機構。但是這一條款并沒有具體的實施措施。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強化社區在精神病患者治療上的作用。1963年，肯尼迪政府決定，將那些危害較輕的精神病患者交由社區照顧。這種社區康復模式自此推廣，并成為現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流模式。比如，一些國家經常采用的模式是患者白天在醫院接受治療，晚上回家。而當他們結束治療離開醫院后，會先到社區康復中心進行過渡。《精神衛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社區康復機構應當為需要康復的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場所和條件，對患者進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等方面的康復訓練。

　　但問題在于，對于眾多還沒有社區康復機構的城市和農村而言，這些精神疾病患者該去哪里？

　　郭月仙有點怕，“我都54歲了，我和他爸沒了，孩子咋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