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大都不知道在北京大悅城、北京馬連道、廣西東興市揮刀制造血案嫌疑人的名字，但卻用另一種方式記住了這三個人：他們都有精神病史。于是在通常的民間表述中，這些案件都被歸類為精神病殺人事件，對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可能性的擔憂也相繼出現。(相關報道見本報今日11版)

　　這種擔憂并非沒有道理。最近幾年，精神疾病患者舉刀殺人、駕車撞人等事屢有發生。而根據各國流行病學調查，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有暴力傾向，尤其是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病人，其暴力傾向比一般人要高出數倍。于是，要求政府加強精神病患者收治工作的輿論之聲日甚。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因為投入不足而捉襟見肘。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精神衛生處提供的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我國精神科開放床位總數是22.8萬張，而根據1993年的全國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當時全國重性精神障礙患者有1600萬———之后，再無此類全國性的調查。而且，我國精神疾病治療資源分布嚴重不均，多集中在北上廣等發達城市，全國三分之二的縣甚至連精神科醫生都沒有。更別提這僅有的醫療資源，還被當做“維穩”工具，塞進一些原本沒病的“患者”。

　　被拒于醫療機構門外的精神病患者，也同時被社會拒絕。在精神病院缺乏和錯位的顯性問題之下，這一現象被長期遮蔽，以至于許多精神病患者被醫療機構拒絕，或者從醫療機構走出之后，卻被流放于社會之外。一個“精神病”的標簽，或者讓其他人產生恐懼———擔心他們會突然暴力相向；或者引來人們的嘲笑甚至侮辱。看似精神病院與社會只隔著一道墻，但病患們回歸社會的路，卻遙遠而漫長。有研究表明，若僅對精神病患者進行長期的醫院治療，會致使他們與社會脫節，進一步因為不能適應社會，而造成病情的反復。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強化社區在精神病患者治療上的作用。1963年，肯尼迪政府決定，將那些危害較輕的精神病患者交由社區照顧。這種社區康復模式自此推廣，并成為現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流模式。比如在一些國家經常采用的模式是白天在醫院接受治療，晚上回家。而當他們結束治療離開醫院后，會先到社區康復中心進行過渡。這種模式不但保證了患者于社會的穩定溝通，也能夠給社會一個積極的信號———這些人，并不特殊。

　　要做到這些，需要政府和社會的雙重合力。醞釀27年并于去年實施的《精神衛生法》雖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在83條條款中，涉及康復問題的只有6條，有專家認為這是經驗不足所致。更重要的是，在政府對醫療機構的財力支撐尚且不足的情況下，社區康復方面的投入就更為薄弱了。所以，就需要政府更大的財政投入和更為詳細的政策支持———必須意識到，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數以千萬計的龐大群體，怎能等閑視之？

　　而社會的態度，也需要進行轉變，被妖魔化的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重新的認識。雖然不時有精神病患者暴力事件發生，但對這個數以千萬計的群體而言，這些事件的比例并不太高。美國精神病協會曾專門就此進行數據分析，發現在任意年份里，精神疾病患者發生的暴力犯罪事件，只占當年犯罪事件的4%—5%。他們并非暴力的“寵兒”，而是和罹患其他疾病的人們一樣的不幸者。而且，在大多數時間里，他們是受到人們嘲弄甚至是冷漠以待的不幸者。若非發生惡性事件，人們很少去關心他們的狀況和權利。可問題是，若不善待精神病患者，他們又怎么會對這個社會帶有更多的善意？（特約評論員張恒）

關鍵詞：精神病人,回歸社會,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