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發表社論指出，當今的世界，可能并非好萊塢大片中英雄所崇尚和為之奮斗的那片自由的天地。在個人自由與公共權力斗爭、外交和國際權勢斗爭中，斯諾登能否擺脫犧牲品的命運，恐怕不樂觀。

　　據報道，因曝光“棱鏡”項目而獲得“民權斗士”和“叛國者”雙重身份的斯諾登，離開香港到莫斯科后，將飛往古巴哈瓦那，到達后可能再飛委內瑞拉。從迄今的旅程計劃看，斯諾登將在“游歷”他認為“安全”的幾站之后，最終選擇一個最不可能迫于政治壓力而將其引渡到美國的國家。

　　不過，斯諾登歷經的國家越多，便意味著他越“安全”。因為這更有利于他給出更多的爆料、引發更多的關注。斯諾登抵達俄羅斯，這幕戲即將進入“第二季”，接下來或會有新鮮的爆料，也或許會摻雜進其他主題。不管怎樣，“斯諾登”這樣一個普通的名字現在已成了很多國家政治和外交中的敏感詞匯，已經改變了人們對互聯網時代的舊有認知。

　　首先，斯諾登事件表明，互聯網正在改寫國家的概念和構成。在一個國家內，互聯網已經越來越成為政治統治的得力工具，而不僅僅是豐富和拓展個人自由的手段。從“棱鏡”項目可以看出，只要美國政府認為有必要，就可以雇傭互聯網公司進行數據“挖掘”，甚至包括監視和監聽民眾的電話通話記錄和網絡活動。在美國國內，歷經幾百年才積淀下來的公共權力和個人自由之間的制度邊界，一下子變得如此脆弱。

　　其次，圍繞斯諾登事件展開的“互聯網外交”，會進一步刺激大國間就互聯網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磋商與合作的興趣。此次事件中，美國政府以同樣的方式和方法對他國政府和公民的活動進行的監視與監聽活動，也因為斯諾登事件而公之于眾，美國“以己度人”的單邊思維慣性又一次徹底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

　　再次，僅從“棱鏡”項目可看出，美國情報部門對本國互聯網公司的政治操控能力和水平令人擔憂。在潛在政治風險極高昂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只能要么獨立發展自己的互聯網技術，要么在準入方面設置更高的技術或其他壁壘?；ヂ摼W經濟領域本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會離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規則更遙遠。

　　當今世界，可能并非好萊塢大片中英雄所崇尚和為之奮斗的那片自由天地。在個人自由與公共權力斗爭、外交和國際權勢斗爭中，斯諾登能否擺脫犧牲品的命運，恐怕不樂觀。而美國政府一直堅稱的“網絡自由”原則，也將因這次事件而被打上一個抹不去的恥辱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