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每年數千件食物中毒事件中大部分是因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中國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國際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農藥殘留率達60%~70%。媒體稱，中國內地限行的農藥獸藥殘留限量標準比日本和香港地區低得多。

　　據農業部去年公布的數據，我國現行的新標準制定了322種農藥在10大類農產品和食品中的2293個殘留限量，較之2012年之前有大幅度增加，但與日本“肯定制度列表”規定62410個限量標準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此前有報道稱，一根大蔥要出口日本，必須進行200多項農殘檢測。

　　一根蔥擺上超市貨架前須進行200多項農殘檢測的經驗可否復制？當下中國，可能性幾近于零。任何制度都不能不考慮社會現實，一個13億人口的農業大國，絕大部分的農產品生產處于零散、自發狀態——2.4億農戶都是農業生產者、農產品的供給者——即便現有的、粗糙的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執行起來都困難重重，遑論更嚴格、精細的標準。另一個常被管理部門提及的理由是：執行嚴格的農藥殘留標準，勢必要減少化肥、農藥等化學品的使用，直接影響產量，如此，“誰來養活中國”？

　　動輒將其他國家越來越嚴的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理解為制造貿易壁壘需要是不全面的，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為了公眾的健康與幸福，而食品安全短板恰恰與這一目標相悖。民以食為天，食之不安，經濟發展有何意義？我們必須承認，偌大的中國，食品安全監管是個天大難題，農藥殘留控制任重而道遠，但是，再難也要管起來，千頭萬緒也要慢慢理出頭緒來。事實也證明，只要愿意下力氣管，總有管的辦法，也能管出效率，出口以及供港食品的高安全性充分說明這一點。

　　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學習，與國際標準接軌，增加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將更多農藥納入監控視野，完善紙面規范，力臻有法可依；加強農藥管理，切斷非法劇毒農藥的生產、供應鏈條；開發高效、低毒農藥，并強化對農民安全施用農藥的指導，避免濫用；加大農產品檢測范圍與頻率，從終端包抄、封堵。與此同時，通過對使用低毒生物農藥的農戶進行補貼，或對其產品進行安全認證，令其獲得較高收益的辦法，正面激勵引導農民使用生物農藥和低毒農藥。-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