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穿制服執法，晚上換便裝擺攤。武漢一城管的變身戲法，引發了廣泛關注。對此，武漢城管的官方回復是：城管擺攤實為體驗攤販生活的臥底，目的在于“換位思考”，便于提高管理水平。面對質疑，城管方面還出示了“臥底日記”。(6月17日《楚天都市報》)

　　盡管武漢城管方面稱此舉目的在于換位體驗，以提高管理水平。但冠冕堂皇的理由，卻給公眾帶來惶恐和不安———執法者臥底市井，之于公共生活，到底是福還是禍？這般不怎么光明磊落的方式，是否符合正義的要求？

　　臥底的存在，離不開兩個甚至多個敵對或者對立的陣營，是斗爭思維下的產物。城管臥底，那與之敵對或對立的陣營又是誰呢？如果，將攤販當成了敵對和對立的群體，那么城管的這種斗爭思維，顯然是身份角色的錯位。作為公共服務者，包括攤販在內的市民，理應是其提供公共服務的對象，而不是打擊消滅的敵對群體。公共治理者與民眾制造對立，這樣的思維，是官民沖突生發的根源，也是政府形象受損和公信跌落的禍根。

　　雖然城管方面辯稱，這是體驗攤販生活，大概意思，也許是讓城管隊員體味底層民眾的艱辛，以消解城管執法過程中的戾氣。這粉飾得無比良善美好的動機之上，恰恰折射出一個令人費解的事實：底層生活多艱眾所周知，何必臥底體味？更何況，作為基層執法者，應該是時時處處緊貼民生，又何必玩臥底的把戲？基層權力不知底層民眾之艱辛，還要臥底查探，難道是脫離群眾太久了，又或是養尊處優慣了？也許，這不全是現實，但臥底之舉，卻折射出公共管理者的愚鈍和麻木。

　　愚鈍和麻木，也許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由城管臥底這個舉動，不禁令人為公共生活隱藏著這樣的臥底而擔憂。以體驗的名義臥底公共生活，執法者等公共管理者采用這種并不光明磊落的手段，難免讓公眾感到惶恐。執法者掩藏身份，埋伏于公眾的生活中，這樣的窺探，實際上是變相禁錮民眾的自由。無論動機良善與否，隱藏身份的臥底行為，都與光明磊落的行政倫理和法治精神相悖逆。

　　公共管理者要了解民眾的生活和訴求，要打撈底層沉沒的聲音，大可以光明正大的調查現狀和收集民意，何必搞得如此神秘？臥底探民情的戲碼，絕不該是文明社會出現的場景。有暢通的表達渠道、有良性的官民對話平臺，聽民聲、知民意并不是多難的事情。放著正正經經的方式不走，搞得如此神秘鬼祟，武漢城管臥底表現出來的“特色”，怎能不令人費解，又怎能讓人心安。

　　由武漢城管臥底，縱觀整個公共治理生態，不難發現，不少公共管理者似乎都熱衷于“不走尋常路”。民意早已過河，卻依舊自以為是、兢兢業業地摸石頭；放著對話民眾的“尋常路”不走，卻非得特立獨行利用臥底……面對公共質疑，用心良苦的公共服務者往往覺得委屈，豈不知，飽受折騰的民眾更委屈。傳達正義和福祉的道路有千萬種，但公共管理者不能自以為是、想當然地獨辟蹊徑，更不能罔顧常識、法紀和民意。光明磊落的民意調查，被武漢城管的臥底之舉搞得神神秘秘，以至于引發輿論議論和民意質疑。真不知道，在部署“換位思考”的臥底行動之前，當地城管部門是否認真審視過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職能職權。迷失職責，濫用手段，武漢城管的臥底之舉，無論初衷如何冠冕堂皇，但在公共常識和行政倫理面前，除了增加公共生活的煩惱和不安，止增笑耳。（時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