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從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了解到，《食品安全法》的修訂，已列入國務院法制辦2013年立法計劃。相關負責人介紹，如何“重典治亂”將是《食品安全法》修訂過程中，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關注、討論也會最激烈的焦點。(6月17日《新京報》)

　　食品領域丑聞不斷重演，重要原因在于較違法獲利過高來說，違法成本過低、受害人群過廣、且維權時間成本過長。于是，近些年社會不斷呼吁加大食品安全的整治力度。國家也在積極回應民間的呼聲。

　　上月，兩高對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進行司法解釋，首次明確界定了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其后5月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建立最嚴格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制度。如今準備修訂《食品安全法》，意欲用重典治食品安全之亂。只是這一系列的重拳，能否成為遏制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利劍”？人們對此依舊是疑惑的。

　　重典能夠對不法分子形成震懾力，但重典作為一種法規本身，具有延后與不足之處。與此同時，倘若在法條上使用了重典，但未來在實踐中又沒有嚴格執行，那么重典法律就成了“稻草人”。除去這些，過往的經歷告訴人們，與其讓重典發揮作用，更應該去追尋食品安全的根本。問題是食品安全的根本在哪？是商業道德的瓦解，還是違法成本過低？是過去沒有治亂的重典，還是“溫柔執法”的弊端？

　　食品安全背后的背后，所指向的是未能跟上市場經濟不斷擴張步伐的政府監管。我們看到，曾經面對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2009年6月起生效的《食品安全法》禁止使用非法添加劑，并在廣義上為加強從“農田到餐桌”各個環節的監管提供了法律基礎。其后中央政府要求省級官員“加大對食品安全類犯罪的懲罰力度”。監管流程不可謂不嚴密，重典治亂的態度不可謂不明確，但依舊是政策與法律的執行，受到效率低下和腐敗問題的困擾，最終并沒有很好的效果。

　　而從曝光的一些個案來看，監管失效的問題，不在于監管流程的缺失，而是監管者的權力腐敗。但很多人卻將責任歸結于食品安全監管機制的不合理，認為多部門、多環節的分段管理，造成了重復許可、重復監管的結果，也造成了責任界定模糊不清，導致在一些領域需要真正負責任時卻相互推諉。

　　于是，在今年三月的第七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政府升格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組建新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不少人又據此認為，政府部門級別越高，權力越是集中，就越有能力協調矛盾、解決問題。歷經權力整合后，新機構能更好地整合食品安全的市場監管職能。與此同時，這種權力的集中，也是使用重典治亂的一個很重要的基本條件。

　　但經驗來看，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腐敗的幾率甚至比之前的監管權力分散還要高。1998年面對藥品亂象，在機構改革中成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接手衛生部的藥政、藥檢職能。但最后的結果是，集中權力的監管并未履行好職責，反而出現了腐敗。

　　無論是從過去的教訓還是從嚴密監管失效的現實來看，中國食品安全的本質是監管者的監管問題。之前一系列措施都將功力用在了食品的監管上，但忽略了對監管人員的監管。過去那些不可謂不嚴格的措施和法律，沒有從本質上解決屢次令監管形同虛設的權力濫用和權力尋租問題。而這，才是困擾中國食品安全得不到根治的根本問題之所在。

　　這便是中國食品安全根治的基本邏輯鏈條———重典治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而違法行為背后是監管缺失，監管缺失的背后是受限較少的監管權力。換句話說，重典所治的只是食品安全的末梢，誰來監管“監管者”才是食品安全的根本。進而，社會討論重典治亂之外，更應該將重點放在如何實現監管決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化，如何實現監管權力的程序化，以及解決權力尋租問題，這才是中國食品安全迫在眉睫的事。（特約評論員馬想斌）

關鍵詞：重典治亂,食品之亂,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