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延安城管臨時工跳踩商戶頭部事件告一段落之際，一篇名為“致廣大關心‘延安5·31事件’網友的一封信”的網帖，再度引發爭議。作者以被踩頭者劉國峰的口吻，稱“我也有一定責任”，希望“不要因為這樣一個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對此，劉國峰承認公開信是受他委托向社會發布的，但他未回應“被公關”的質疑。(12日《南方都市報》)

　　延安城管臨時工跳踩商戶頭部，這一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動作，可以視為城管暴力執法的最新代表作。然而恐怕很多人都沒有想到，這并非事情的高潮。這封以被踩頭者劉國峰的口吻所寫的致廣大網友的公開信足以表明，在一些地方的城管執法乃至城市管理中，或許還有比暴力執法更加讓人無法理解、更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封公開信行文之謙卑，邏輯之詭異，如果不是首先亮出身份，很難讓人相信這封信的作者就是那位頭部被“雙腳跳起踩跺”的可憐商戶。不少網友質疑這封公開信的真實性，甚至在劉國峰承認此信乃“受他委托向社會發布”之后，仍有網友認為這是“被公關”的結果。對此，正如有論者所說，事已至此，這封信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其實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是事件發展的某種必然。顯然，比公開信的真偽更有價值的議題是，在城管暴力執法的惡性事件發生后，究竟什么樣的作為才真正有利于城市形象？

　　必須厘清的一個概念是，個別城管人員的不法行為與城市形象的優劣從來都不是一回事。城管與商販之間的矛盾沖突，并非始于今日，也并非限于一地。這有執法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的原因，也有城管體制上的原因。從管理角度說，城市形象并不取決于矛盾和沖突，而取決于有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良性糾錯機制，而良性糾錯機制的前提，就是保障弱勢群體正常表達訴求的權利。換言之，弱者的訴求表達能夠得到制度性保障的話，人們有理由相信，諸如“城管打人”之類的事件僅是個案，而不至于上升到城市形象的高度。

　　問題在于，現實中一些地方政府習慣于把個案與城市形象聯系起來，從而患上“形象潔癖”，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把負面事件處理成皆大歡喜的模式，如此，不可避免地會扭曲乃至壓制弱勢者的正常表達訴求。其實對于這封公開信，與其說它不真實，不如說它不正常，而這種不正常的背后，隱隱透著某些管理手段和理念的不正常。

　　人人都應當是城市形象的積極維護者，但城市形象最終是為每個人服務的。任何時候，城市形象都不能凌駕于個體的權利和尊嚴之上。如果把城市形象比做一只木桶，那么弱勢者的表達權就是那塊最短板，它的長度決定了城市形象的高度。讓弱者擁有正常表達訴求的權利，其實就是城市形象的最好體現，這既表現出權力的謙抑，也昭示著問題得以良性解決的無限可能。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