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緊張地進行中，從師生、家長和輿論的反應來看，整個社會對于高考依然非常重視。畢竟，它帶來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加深刻，對于高考的寄托和期待依然構成了許多人人生中幾乎是唯一的“獨木橋”。然而，經濟與社會層面發生的變革終于讓我們的時代變得更加多元，過去“唯高考獨尊”的做法已經呈現退去的端倪。從2009年至今，高考棄考的人數始終保持在80萬以上。據教育部發言人續梅透露，盡管今年的棄考數量暫不得而知，但近五年來棄考率基本穩定，約為10%。另據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測算，2013年高考的棄考人數很可能突破百萬。

　　在過去，高考作為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的重要途徑，曾經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功能。盡管彼時也不乏棄考現象，但一般都可歸結為被動原因，例如考前遭遇突發事件、考試遲到或者因為過于緊張而放棄等等。而近年來，出現“棄考大軍”的原因不再僅僅是參加考試人群的被動選擇，更是他們的主動為之。

　　具體而言，主動為之的群體又可分為兩大類。其一以家庭條件優裕、個人成績拔尖的城市學生為主，鑒于全球化帶來的影響，這一部分學生可以繞開本國高考的游戲規則，直接參加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考，并通過申請的方式獲得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其二則以家庭條件窘迫、個人成績又平平甚至較差的農村學生為主。由于上大學費用的陡增和普通大學生就業水準的不斷降低，基于投入產出比的理性選擇，很多農村里估計只能考上二、三本的學生紛紛選擇了直接外出務工。

　　很顯然，兩種主動棄考的選擇背后，隱藏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家庭境況和社會階層。也許，以單個的城市家庭作為樣本分析，可以非常合理地看到選擇棄考留洋的學生如何刻苦努力，善于把握機會，更可以看到其父母對孩子教育所付出的巨大心血；而如果把目光轉向農村家庭，則可以發現農村孩子知識、眼界上的相對不足，亦不難看到家長對于孩子教育缺乏干預的能力與欲望。的確，兩種棄考勢必帶來兩種命運，但塑造兩種命運的原因卻和父母家庭因素有著巨大的影響。

　　不過，在改革開放一代人的記憶中，1977年開始恢復的高考從一開始就試圖努力擺脫家庭因素的影響。當局希望，高考可以平等地為全國范圍的年輕人提供上升的渠道。這種希望盡管一直未能完全實現，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和城市學生的教育資源占有率卻并不像今天有著這么大的差異。這一點，從一流大學農村和城市學生占有率的數據變化就可窺得一二。

　　而隨著經濟發展不平衡局面的出現，東部和西部、城市和農村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開始出現新一輪的傾斜。一個值得警惕的邏輯是，經濟發達地區可以提供更好的辦學條件，從而能夠吸引更好的師資和學生，這種基于市場的分配原則帶來了落后地區優秀師生迅速流失的問題，從而拉大了發達與不發達地區學生的受教育水平差距。

　　在這一邏輯之下，參加高考群體之間的分化也開始變得越發嚴重。成績好、家庭環境優裕的孩子可以直接繞開高考，去選擇世界一流大學；而成績平平、家庭窘迫的孩子則也必須繞過高考，直接進入競爭市場。此一頭一尾，折射出地區教育資源占有日益不公平化帶來的現象，也反映出市場改革之后的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貧富差距拉大、社會階層分化的問題。

　　面對此類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我們很難去歸咎某一政策，或者某個因素，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政府作為教育公共服務的提供方，理應保持對各個區域的均等化原則，而不是接受市場配置的原則，擴大區域的差距。正是基于這一理念，李克強總理才要求知名高校錄取工作向中西部和農村學生傾斜。而這種“傾斜”，對于填平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帶來的社會階層溝壑，應該是極為必要和有意義的。(南都)

關鍵詞：社會階層,城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