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只在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這一規定在現實中很少被落實，主要還是因為《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有“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為盡快解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司法機關為取得買主的配合，很少對其追究刑事責任。加上打拐多是異地執法，執行解救任務的外地警方經常采取突襲解救的方式，很難再去抓捕收買人，要追究其刑事責任就更難。

　　《刑法》的規定無形中使收買被拐兒童成了不會被法律追究的“合法行為”。買輛贓車(哪怕是自行車)都會被罰款、拘留甚至判刑，可買個大活人的處罰卻輕得多，這自然難以從根本上打掉拐賣兒童的地下黑市。很多收買人在警方解救被拐兒童后，往往又會再去買一名，別說不會被當成累犯從重處罰，理論上再買多少次也不用擔心坐牢。顯然，可以不追究買主刑事責任的規定已經成了“打拐”行動的一大阻礙，等于變相縱容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理應修改或廢除。

　　被拐的婦女兒童來到新家，當地村干部不可能不知情。事實上，很多地方的人口買賣幾乎是公開的，但鄉村干部、基層民警對此裝聾作啞，無異于充當人販子和買主的同謀。沒有村干部、基層派出所的幫忙，被拐人口的身份怎么可能被“漂白”？如果鄉村干部、基層民警能積極舉報和查處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行為，那些被拐婦女兒童又怎能找到買家？

　　要徹底遏制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就必須重整存在收買婦女兒童地區的基層政權，依法嚴懲已成為人販子和買主保護傘的鄉村干部、基層民警，不能任由其坐視當地村民收買婦女兒童。打拐的同時還必須把好戶口關，各地公安機關要加強對除新生兒外的新報戶口人員的審核，防止被拐兒童被“漂白”身份。對協助買主給被拐兒童上戶口的鄉村干部及民警也應當依法嚴懲。　楊國棟(江蘇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