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強是江西某大學哲學專業畢業生，5月初，他找到了一家單位，簽了就業“三方協議書”。謝強和他的同學早就被告知，如果在論文答辯之前還沒有交上就業協議，就不允許參加第一輪論文答辯。

　　不難設想，出臺如此政策的高校，能夠輕而易舉實現100%就業率，可是，這種粗暴的本末倒置，讓學校失去了本位與底線。

　　事實上，學生“就業”與“畢業答辯”之間是“同時發生”卻“相互獨立”的兩件事。且不說那些準備進一步深造的學子根本不存在簽“就業協議”的可能，即便對于需要就業的學生，也完全有先答辯再就業的自由。現實中，不少高校早早將就業環節納入大學教育的時間表，已嚴重影響到了大學的教學質量，一些四年制本科生在大四就不得不潛心忙于就業的現實已將本科學制由四年壓縮為三年，由此可見，就業與答辯的掛鉤成為讓大學教育質量下滑的因素之一。

　　回到現實，而對2013年“最難就業年”，高校其實更應考慮就業難度，給予學生畢業后再擇業的就業緩沖期，與之相比，“不就業不給答辯”的做法顯然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校方默許甚至暗中支持的假造就業證明，更是凸顯了時下高校在對就業率政績的盲目追求下，已經徹底操起了為市場小販們都不齒的“注水法”。

　　要讓“就業”“畢業”強行聯姻的鬧劇謝幕，就需要切斷“注水就業率”背后的功利鏈條。-武潔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