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價格聽證會制度上，缺少一個成本監審程序，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得不到應有保障。

　　聽證會是否逢聽必漲？曾任北京市發改委委員的張萬恒表示，“逢聽必漲”是對聽證會制度本身的不了解。我認為，是逢漲必聽而不是逢聽必漲。而且，從聽證會的本質來說應該是逢漲必聽。(5月25日《新京報》)

　　“聽證”一詞在我國興起的時間雖不長，但人們并不陌生。行政處罰聽證會、價格聽證會、立法聽證會等不時進入人們的視野。特別是價格聽證會，因為“逢聽必漲”更是關注度極高。曾任北京市發改委委員的張萬恒表示“逢聽必漲”是對聽證會制度本身的不了解，從聽證會的本質來說應該是逢漲必聽。表面看是在咬文嚼字，其實，此“漲”與彼“漲”有大不同。

　　“逢聽必漲”當然是民間的說法，也是一個結果。這些年來，一些部門和地區聽證會開了不少，但漲價的意向都是事先經政府相關部門或企業磋商，已形成大致意向，相關部門或企業所公布的全部資料事實上都是在說明需要漲價，開了聽證會只是走一走過場，之后必然是漲價。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聽證專業戶”。如成都市64歲的退休工人胡麗天，她從2003年開始，報名參加了大小各類聽證會23場，而且多次對“漲價”持贊成意見。

　　而“逢漲必聽”卻是一種程序控制，也就說，凡是關系到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務，涉及到漲價的，必然要經過聽證，通過聽證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如此一來，“逢漲必聽”就應該有幾個選項，如果聽證代表大多數認可漲價，就可能漲價，如果大多數代表不同意漲價，就可能不漲價，還有可能降價，而不是必須要漲。這才是“逢漲必聽”的根本要義，而不僅僅是一種姿態。

　　如此一分析，“逢漲必聽”其實是一道考題。但考題設計得并不合理，因為在目前價格聽證會制度上，缺少一個成本監審程序，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得不到應有保障。從根源上來看，價格聽證是公眾與利益集團利益博弈、維護自身權利的“公器”。但是，價格管理部門常常既是價格的制訂者和維護者，又往往是聽證會的組織者，這本身就決定了聽證會制度往往會加大公眾維護自身利益的難度。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只有由獨立、超脫、具有權威性的機構主持聽證，才能從根本上保證聽證會不流于形式，不被相關利益集團操縱。比如，美國1975年舉行的“肯尼迪聽證會”，原本是就航空票價問題進行聽證的，而結果卻催生出了《1978年民航放松管制法》，通過降低準入門檻促進了航空票價的全面下調，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謂一勞永逸。（張緒才）

關鍵詞：價格聽證會,成本監審,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