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選一數據來反映國家或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穩定程度、民生、教育甚至治安狀況，那么非“就業”莫屬。

　　除了這些大方向的描摹之外，它還如三棱鏡一般折射出了更復雜的社會面影：階層分野、城鄉差距、產業結構、財富分配、社會心理。這當中可以看到，什么是上升的階層、哪個是沒落的群體，何處是財富的淵藪、哪里是貧瘠的土地；可以看到公平和歧視的對抗，規則和特權的角力。

　　2013年全國有近700萬高校畢業生就業，被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在名校扎堆的北京，目前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只有28.24%，不足三成。“找工作”讓剛走向社會的年輕人見識了什么叫做“轉型期社會”。

　　處于轉型中的中國，戶籍和社保是就業不能繞開的問題。打破戶籍、社保壁壘的強烈訴求與獲得戶籍、社保優勢的迫切愿望，詭異地并存于每個就業者的頭腦中。

　　這二者限制了勞動者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流動，制造了就業機會上的不公平。而恰恰由于戶籍和單位成為了社會資源分配的依據，所有面臨擇業的大學生都深知其中厲害，故而更要拼命地擠入提供城市戶籍和完善保障的單位———在這種情況下，畢業生根本無法在城市和基層、熱門單位和普通企事業單位間進行有效分流。

　　以戶籍和社保為核心，每個用人單位所擁有的資源做為廣義的“福利”，正被就業者反復掂量。壟斷型國企、大型高新產業、權力集中的公務員崗位、掌握核心資源的泛事業單位、金融證券和信息行業正受到熱捧，而更有能力消化就業者的領域則因缺乏這種“福利”而遇冷。

　　比如制造業。制造業是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我國制造業生產及出口曾經保持了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提供和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及就業比重呈現出較明顯的下滑走勢。有關數據顯示，1995年至2010年，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33.8%。這固然有制造業本身發展困境以及實體經濟趨冷的原因，但也不得不正視勞動密集型產業“地位低”、“工資低”的崗位水準。這是“就業難”和“用工荒”中國式并存的現實注解。

　　不止行業和行業之間，畢業生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就業意向也輕重不均。當高等教育擴招的成果開始反哺一些西部省份時，東部發達地區已經在為過度集中的人才存量而頭痛了；基層對人才求賢若渴，北上廣卻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進城”的門檻。地區、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不僅帶來了財富和權利上的分別，也導致了規則意識和人文環境的迥異，因此大量畢業生寧可在一線城市徘徊、流連、自主性事業，也不愿意選擇欠發達地區和基層崗位。

　　由于就業有如此大的附加價值，對于中國大學生而言，選擇職業就如同選擇了命運。故而指望用勸說大學生自主創業、投身基層、回報西部來破解就業困境，不但收效有限，其實也是不負責任、回避問題的。只要戶籍壁壘不能打破、財富分配仍然失衡、社會政策始終以城鄉結構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大學生就業就不會不難。轉型社會和就業徘徊會相伴而行，只有充分改革，才能保證充分就業。

　　如果“就業難”是一道考題，那么產業結構調整就是標準答案里的得分點，在媒體報道和分析文章中，二者多半對應出現。產業結構調整不僅意味著將低科技含量、過分依賴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低層次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高技術、高產出、低消耗的高層次產業結構，也意味著調整三大產業的比例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劉文嘉）

關鍵詞：就業徘徊,轉型社會,就業,高校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