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過程

　　民間采風自掏腰包

　　因為是土生土長的壩上人，郝樹林本就會說當地方言。當地方言又分東路話和西路話，郝樹林說的是東路話，恰好，郝樹林的愛人說的是西路話。所以，方言搜集和整理從兩個家庭開始了。

　　郝樹林和愛人雖然每天都在說著方言，可是畢竟有些方言不常說忘記了，郝樹林便決定回老家一趟，把村里七八十歲的老人召集起來“說說話”。

　　于是，郝樹林自己掏腰包買上煙酒茶糖、水果瓜子踏上了回鄉的路。因為四舅曾是村干部，所以他準備請四舅幫這個忙，說明來意后，四舅替他挨家挨戶去把老人們請到自己家炕頭上，老人們圍著炕桌，喝著茶，吃著“零嘴”聊了起來。

　　一聊就是整整四天。郝樹林在旁邊聽著，也說合著，回憶起很多小時候說過的話，聽過的話，他都用心記下，晚上老人們走了，他再根據發音一一分類記錄。四天后，他滿載而歸。

　　而西路話，他全靠老丈人和丈母娘。老兩口80多歲了，但頭腦清楚，口齒伶俐。他將二老接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款待，沒事就陪著老人聊天。幾天后，西路話也被他記錄在案。他的堅持感染了家里人，愛人和女兒每每聽到沒聽過的話，馬上就用筆記下來。

　　記者數了數他用于整理口外方言的筆記本，竟然多達20本，每本都按照發音分類，用漢語拼音和國際方言分別記錄方言的聲母、注音字母以及對應的普通話聲母，也分別用漢語拼音和國際音標注釋，最后還附有例字。

　　2010年，經過多年的搜集和整理，郝樹林終于寫成了《口外方言》，并印刷出版。而后，他又萌發了搜集整理“張呼片”中內蒙古方言的想法。此時，烏蘭察布盟恰好也想出這樣一本書，于是特別給他下了聘書，邀請他著書。于是他先后10次一個人坐長途汽車遠赴烏蘭察布盟，也就是內蒙古集寧市。

　　他去過檔案館、地方志辦公室、甚至為了更深入聆聽方言，還去了建筑工地。深入到群眾中采集方言是最好的方式，“雖然同為張呼片，可是壩上方言和內蒙古方言有很多不同，盡管內蒙古各個旗縣方言搜集工作做得很好，可是我還是想深入到群眾中去。為了和大家多聊會，我提上酒買上肉，和工人們同吃同住。”郝樹林這樣說。

　　經過兩年的搜集整理，郝樹林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完成了《烏蘭察布方言》一書，并得到了喬全生教授的肯定和賞識，并為此書作序。

　　除了搜集整理過程需要奔波外，從用手寫到電腦記錄，郝樹林也歷盡千辛萬苦。

　　郝樹林和大多數壩上人一樣，沒事喜歡喝兩口，量還不小，買最便宜的酒，每天的酒錢也要5元錢。郝樹林為了買臺電腦，硬是把喝了幾十年的酒戒了，每天往箱子里放5塊錢，一年多以后，打開箱子用里面的錢買了臺電腦。

　　電腦有了，操作可難了。“快50歲的人了，從來沒用過這東西，幸虧我會拼音，開始練起來‘一指禪’。”郝樹林邊說邊用手指比劃著。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打字不是問題了，可是記錄方言，需要不斷地更換各種符號，有數字、拼音、國際音標、各種特殊符號……因為工作起來沒個點兒，到三更半夜那是常事，眼睛盯著屏幕經常疼痛，眼藥水是他隨身之物。一年除夕，他干得興起，凌晨五點多，眼睛一下子疼得厲害，眼淚直往下掉。壞了！他急忙喊起老伴兒和女兒，大年初一趕著去了醫院，一檢查是急性結膜炎，結果一家人在醫院過了個年。

　　著書立說

　　只為后人存留研究

　　對于“張呼片方言研究第一人”的稱號，郝樹林非常謙虛，他認為自己只是很努力地去做研究并且出了比較系統全面的研究成果，一字一句都是認真推敲得來的。“在這個領域，我只是暫時領先，以后一定會有人趕上來。我也在盡我自己的力量為那些方言研究者創造條件。”

　　現在有的學者正在呼吁將方言納入教學科目，這種做法是否值得推廣呢？

　　郝樹林說，方言本身是有地方保護的，像上海方言、廣東方言的地方保護意識很強，他們反倒是對普通話比較反感。而張呼片的環境不一樣，方言的保護意識不強。推廣普通話的初衷并不是要消滅方言，不過就大方向而言，語言將來一定要統一，方言必然會消失。現在是信息高速發展的社會，信息流通必然以普通話為基準，各說各的方言會很麻煩。近幾年的方言節目都特別受老百姓喜歡，說明老百姓還是對地方文化感興趣。因此，方言的消失不會那么快，是個漫長的過程。最后，他說自己著書立說，僅僅是因為自己有這個能力，會說也會注音，所以必須承擔起這個使命，讓方言存留下去，為的是讓后人研究所用。

關鍵詞：方言,地理,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