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秋昌

　　我認為“鄉村”這個概念，較之慣用的“農村”和“鄉土”更具動態性、包容性和可變性，更符合時代特征。如今，隨著鄉村的城鎮化進程，城鄉之間正在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改變著。所以，這十幾年來的河北鄉村小說，書寫的不再是單純的鄉村生活，而呈現出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新世紀河北的鄉村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展現半個多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鄉村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李祝堯的《世道》(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世紀初，根據小說改編成電視連續劇《鄉里鄉親》，修訂本于200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揭示了人的命運與世道的關系。世道的好壞，取決于它所奉行的“道”，道不同，則世道不同。人的命運也就因世道的不同而不同。主人公石大夯是當年辦合作社的帶頭人、省勞模、東堤下村的支部書記，其命運同樣被“世道”所左右。比如在“四清”中受人誣陷被定為“壞分子”開除黨籍，對于命運如此巨大、如此突然的逆轉，石大夯既無精神準備，也實在難以承受，但世道使然，又必須去面對，去承受。康志剛的《天天都有大太陽》中的李連春，在村里當團支書時，因為精明能干而受到村主任劉囤的壓制和排擠，被迫進城，后來回村當了村主任，將一個昔日被稱為“胳肢窩”的柏樹莊變成了一個現代化的新農村。在這里，柏樹莊在物質條件和生存環境方面的改善，人物命運的翻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鄉村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寫照。唐慧琴的《牽牛花》，年輕時的王珍珍因為與時任村支書的何長山真心相愛而逃婚。但在生產隊的體制下，他們卻無處可逃，更被恪守傳統道德觀念的村民視為大逆不道，因此被千夫所指。而無處可逃的珍珍，只能藏在何長山姐姐家的地窨子里長達三年之久。何長山也因此被免去了支書的職務。直到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之后，何長山才與當年被母親以死相逼成婚的大鳳離了婚，珍珍才從地窨子里走出來重見天日，并與心愛的長山結為合法夫妻。何長山也重新獲得人們的信賴并當選村支部書記。

　　然而，變化了的現實又是相當復雜的，那些因改革開放而時來運轉的人物，在掌握了權力之后又被權力所異化。關仁山《天高地厚》中的榮漢俊，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人生哲學是：“男人要想活出個人樣兒，就得有權有勢，權勢還要有財力做后盾。”在他身上，精明與能干、陰毒與狡詐、正義與邪惡奇妙地交織在一起。所以評論家曾鎮南認為：“中國農村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全部復雜性，幾乎盡展在這個人物的行事和謀事的心機里了。”

　　第二，歷史轉型期的現實變化，不僅改變著人們的命運，也在改變著人們的觀念和精神。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認為“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而改革開放之后，“人心思富”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理想。在柏樹莊，在木莊，萬元戶令人羨慕和向往，而貧窮則被人瞧不起，在村里沒地位。胡學文的中篇小說《飛翔的女人》和《麥子的蓋頭》所揭示的，是偏遠鄉村女人人格意識的覺醒。“蓋頭”是婚姻的象征。麥子的丈夫馬豆根輸給老于一萬六千多元，以麥子作抵押，并寫了“契約”。麥子不認可這“契約”，并將它撕了個粉碎。她憤怒地想：“就算她有千般的錯，他也不該把她作為賭注，她是他的女人，不是一件破褂子。”所以，盡管覺得老于是好人，但她不愿以“抵押品”的身份和老于生活在一起。后來，她之所以決計離開丈夫投身老于，因為這是她徹底看清了丈夫的不可救藥后的主動選擇，而與馬豆根和老于之間的輸贏已了無瓜葛。《飛翔的女人》中的荷子，在尋找丟失的女兒的過程中卻被人販子拐賣，之后又因尋找人販子弄得家徒四壁，丈夫離她而去，但她仍要堅持尋找，直到把人販子繩之以法才罷休。荷子尋找女兒，是母愛的使然，而尋找人販子，出發點不是想和壞人壞事做斗爭，而是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嚴。人格意識的覺醒才是她歷盡艱難進行尋找的精神動力。

　　然而，精神、觀念的變化，較之物質的富裕和命運的翻轉，顯得又是那樣緩慢和艱難，甚至出現了價值觀和道德觀的下滑和混亂。關仁山的長篇小說《白紙門》在現實和歷史、現代和傳統的糾葛中，通過對疙瘩爺、大雄、麥蘭子等形象的塑造，指出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僅是追求物質上的富足，農民還勢必要經歷一場艱難的精神解放的過程。康志剛的短篇小說《醉酒》，在“醉”與“醒”、意識與潛意識的轉換中，塑造了秦小毛這個“富裕的貧困者”形象。在經濟上已經躋身于村里富人行列的秦小毛，在精神上又像阿Q一樣自輕自賤。秦小毛精神深處的自我矛盾，說明農民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精神的脫貧比物質脫貧更加艱難和漫長。郭松的中篇小說《叛徒》，描述了因金錢至上所導致的是非不分、善惡顛倒的社會現象，村民們在對他們眼中的“叛徒”進行“集體施暴”時所表現出的人性之惡，懲罰手段之多樣和殘忍，呈現出人性集體變質的可怕圖景。與此相關的，還有胡學文的《嫌疑》和康志剛的《敬酒》中所描述的當今農村普遍存在的“敬惡”現象。

　　第三，新世紀河北的鄉村小說，展現出在歷史變遷中，城鄉之間在物質層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滲透，而在文化、習俗、觀念方面卻又相互排斥相互對峙的復雜情狀。阿寧的《米粒兒的城市》寫女孩米粒兒來到她向往的城市，靠“貴人”的幫助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在感情上卻受到了欺騙，最終被城市所拒絕。米粒兒的不幸遭遇表明，在鄉村與城市的對立和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要想真正進入城市并被城市所接納并非易事，甚至會付出代價。

　　胡學文的《極地胭脂》中的唐英，之所以能在這蠻荒的極地留下來，是因為她覺得與城市相比，這里更有她的用武之地，所以她放棄了回城的機會；盡管她深知楊疙瘩對自己的愛，她對他也沒有反感，然而她卻不能接受他的愛；相反，她知道蟈蟈肚并不愛她，每月來一次只不過是來向她要錢，她卻甘愿與這個拿著她的錢在城里吃喝玩樂的無業游民保持著曖昧的關系。工作上的出色表現和情感上自欺欺人構成了她的內心矛盾。唐英的內心矛盾，是城鄉之間既相互接納又相互保持著距離的體現。

　　第四，新世紀河北許多鄉村小說，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揭示土地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和由此所引發的矛盾沖突。一、土地問題關乎農業現代化的成敗得失。關仁山的《麥河》，康志剛的《天天都有大太陽》主人公都經歷了離開土地復又回歸土地的奮斗歷程，由此揭示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前景和土地之間難以分割的聯系。離開土地的曹雙羊，為發財而不擇手段，差一點身陷囹圄；而回歸土地之后，精神上則發生了新的蛻變，也以誠信贏得了鄉親的信任，通過“土地流轉”，實現了農業的規模化、現代化經營，也使他的麥河集團在激烈的競爭中贏得了國內外市場。從這個角度說，土地既是物質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二、農民與開發商因土地問題引起的尖銳矛盾沖突和對抗。唐慧琴的《牽牛花》，徐廣慧的《運河往事》，胡學文的《秋風絕唱》、《逆水而行》，何玉湖的《是什么使我們幸存》等中長篇小說都涉及了這一問題。這里有幾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由于承包田的好壞搭配不合理的狀況得不到解決，引發了家族之間的矛盾，而相反的情況則是村干部通過重新分配承包地打壓村民，或謀私利，或打擊報復；另外，城市資本與鄉村權力“合謀”，借“開發”之名，廉價地圈占農民的耕地，嚴重地侵害了農民的合法利益。這種情況最為普遍。還有第三種情況，一些地方政府為顯示政績，占用土地修建所謂的“形象工程”。三、個體農民的命運、人際關系、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包括婚姻和愛情，都與土地以及對土地的態度有著直接和間接的聯系。比如，李連春和拴保這對好友之間所發生的誤會及其感情糾葛，其根本原因就是因對待土地的不同態度所引發的。在《麥河》中，曹雙羊事業的成功，郭富九和曹雙羊的矛盾以及最后化干戈為玉帛，縣長陳元慶被“雙規”，桃兒在婚戀上的一度迷失和覺醒，韓腰子、麥圈兒、鳳蓮的死，都與土地及他們對土地的態度是分不開的。

　　總之，土地問題依然是當今農村的根本問題，妥善地解決了土地問題，也就化解了農村的各種矛盾。這些作品啟示我們：越來越多的農民正在或將要告別土地，但在精神上則要有所傳承而不能徹底“告別”。

　　新世紀河北的鄉村小說也存在著不足與問題：一、新世紀河北的鄉村小說數量不少，但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品卻少之又少。二、許多小說所描述的，多停留于事物的現象層面，缺乏對現實和人心地深刻洞察和剖析，缺乏應有的藝術概括力。三、人物塑造上，多寫人物外在的言行舉止，卻難以將筆觸伸向人物的內心深處，多數作品缺乏人性的深度和精妙的細節。四、許多作品在情與理的有機統一方面存在著缺陷：有的理勝于情，有的情盛而乏理。而藝術作品應該是情中蘊理，理在情中。五、敘事上，給人“脹滿”的感覺，但在關鍵處又顯得筆墨不足。六、河北的鄉村小說以寫實為主，近年來關仁山等作家則在寫實的基礎上增加虛幻、想象的成分，但在虛與實兩條線的處理上，有些作品實線太實，虛線太虛，特別是在由實到虛的轉換中給人突兀之感，顯得生硬、不自然。七、語言上，一般性的敘述語言較多，缺乏藝術的味道和感染力；八、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導致寫作速度太快，致使作品顯得粗糙而欠精細。

關鍵詞：鄉村小說,河北